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生态赤字换来的。这种长期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当今，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行政和法律手段对企业污染环境遏制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国家提出利用银行信贷进行调控。“绿色信贷”作为一项市场手段，直接从资金配置上支持节能减排项目，抑制资源流向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并逐渐从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的企业中撤出。其目的在于有效引导企业“绿色投资”，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　　 我国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已有三年，但只取得了“阶段性、局部性的成果”，与预期目标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1。为了对我国银行开展“绿色信贷”的情况有个清晰地把握，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调研。宏观层面选取了8个样本银行作为我国主要银行的代表，通过对这些银行的所有社会责任报告、部分年度会计报告和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中与“绿色信贷”有关的内容进行分析和比较，发现许多银行仅仅把“绿色信贷”作为“形象工程”，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支持节能减排的贷款规模占银行整体贷款规模的比例依然非常小。微观层面，本文将研究进一步深入到“绿色信贷”的两种典型模式(兴业银行模式和建设银行模式)的具体业务流程中，通过文献调研、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的方式，了解“绿色信贷”在银行中的实际执行情况，发现其操作环节中确实存在许多难以落实的困难，比如，缺乏实施“绿色信贷”的激励机制，贷后管理是流程中最薄弱的环节。这些困难看似银行自身的问题，实际上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制度原因。　　 为了揭示造成现状的根本原因，本文建立了“绿色信贷”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模型。建模按照从静态到动态，从有限博弈到重复博弈的思路。通过银行和企业两方的博弈分析发现，当银行面临的环境风险不够大时，出于对当期利益的追求，银行具有和企业达成共谋的冲动。为了改变现状，必须引入第三方一--地方政府。于是模型由两方博弈扩大到三方博弈。地方政府一方面是地方微观主体的利益代表，以本区域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另一方面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具有落实政策、纠正市场失灵的职责。在中央政府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对当期经济利益的重视程度要大于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最终造成地方政府包庇企业，企业、银行和地方政府三方的共谋。最后引入中央政府，建立一个四方的博弈模型。通过对四个利益主体支付函数的分析，证明只有当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达到一定力度，对“绿色信贷”支持的力度超过某个最低的下限值时，才能保证“绿色信贷”得到顺利开展。博弈结果可以总结为：在“绿色信贷”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的个体理性和中央政府对资金绿色配置的期望是冲突的。为确保“绿色信贷”的顺利开展，应在制度设计上力图实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统一，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通过制度安排，借助经济手段，协调各方利益的措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博弈结论的指导下，最后以“绿色信贷”的制度安排为切入点，提出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制定和完善与“绿色信贷”配套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使环境成本真正内化成企业的“硬”约束；强化企业和银行的社会责任，为“绿色信贷”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规范政府行为，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制定“绿色信贷”的实施细则，构筑环保部门和金融机构之间畅通的信息沟通平台；引入保险机构，为银行分担贷后管理的部分工作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