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工业对资源需求的不断增长，对生态影响的日益深远，人类开始寻找相应的解决策略，“循环经济”也渐渐由学者们的抽象理论变成了日常经济生活中的具体实践。区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而在区域经济中，工业越来越凸现“群落化”聚集的特点，企业群落的数量在成倍增长，对区域的贡献也日益显著。然而，在现实中，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除主导产品外，往往会产生一些次要的有形产品和物质，本文称之为“企业伴生品”或“工业伴生品”。企业群落在伴生品的利用中存在诸多问题：如在群落内有些伴生品得不到利用，有些伴生品的利用方式不够经济和环保等。这些问题，都要求工业伴生品的利用不但要在企业内部展开，还必须在群落内进行。　　 针对上述事实，本文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企业群落内伴生品交换的模式；从定量的角度，针对“单一产生企业-单一利用企业”废弃链，分别分析了“合约市场”、“合约-现货市场”两种情况下，伴生品交易企业的策略优化问题；从实际应用的角度，以案例对所建定量模型进行了具体应用分析；并从技术策略创新、制度策略创新、服务策略创新和文化策略创新四方面探讨了企业群落内伴生品交易的推进策略。具体如下：　　 首先，本文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企业群落内伴生品交换的模式。在对“企业群落”这一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利用循环经济理论、工业生态理论、环境价值链、合约理论等相关理论，分析了企业群落内伴生品交换的模式。在对该交换模式的组成部分和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指出伴生品交换的实现方式需要合约交易机制。本文从交易对象的选择、伴生品价格的影响因素和废弃链的协调和优化三方面，对伴生品的合约交易机制进行了阐述。　　 然后，针对企业群落中的“单一产生企业-单一利用企业”废弃链，详细考察了“合约市场”、“合约-现货市场”两种情况下，交易双方的策略优化问题，并用案例对这些理论模型进行了具体化。从而，论文从第一部分的定性分析转向了微观层面的定量研究。由于处于同一企业群落，所以未考虑运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其中，在“合约市场”条件下，由于只要存在成本节约，利用企业就会使用伴生品进行生产，所以这部分探讨重点是交易双方生产决策(包括价格决策和产量决策)的优化问题。本文详细分析了消费者对以伴生品为原料的产品(简称产品B)和以原生材料为原料的产品(简称产品R)无需求偏好和有需求偏好的两种情况。并得到了以下结论：(1)消费者对产品R和产品B需求无偏好时：①伴生品交易为交易双方带来的经济效益，事实上是对伴生品的相对潜在价值进行分配。②当伴生品产生企业主导产品的潜在市场容量和伴生品利用企业产品的潜在市场容量存在一定关系时，伴生品利用企业将完全生产产品B，而伴生品产生企业的伴生品可能出现剩余。③当伴生品无过剩时，存在一个成本节约的临界值，当伴生品利用企业的成本节约额小于该临界值时，利用企业将同时生产产品R和产品B；当成本节约额大于该临界值时，利用企业将只生产产品B。(2)消费者对产品R和产品B需求有偏好时：①当伴生品可能存在剩余时，产生企业的价格决策和产量决策与利用企业的价格决策和产量决策均无关。②当利用企业只生产产品B时，产生企业的价格决策和产量决策、利用企业的价格决策和产量决策均与产品B对产品R的替代系数无关。③随着伴生品废弃率的提高，交易企业的生产策略将发生变化；其中伴生品利用企业将由全部生产产品B转向同时生产产品B和产品R。　　 在“合约-现货双市场"条件下，由于交易企业的产量策略和价格策略(其价格在原生材料现货价格既定的情况下可以推导出来)都是确定的，所以这部分的研究重点是伴生品成交量在合约市场和现货市场的分配问题。本文利用理性预期理论的期望-方差效用函数，在给定原生材料现货价格的前提下，分别确定了交易双方的最优伴生品销售量和购买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伴生品在合约和现货双市场交易的决策优化模型。通过这部分的研究，得到了以下结论：①产生方的合约量、现货量、废弃量三者之和恒定，与销售的分配方式无关；利用方对伴生品、原生材料的需求总量亦然。②若伴生品合约交易存在，双方的“边际风险规避价值”均须大于合约价格与平均现货价格之差，且双方的“边际风险规避价值”之和大于0。③伴生品合约的实际成交量由“产生企业最伴生品合约优提供量”，“产生企业伴生品合约最大提供量”，“利用企业伴生品合约最大采购量”三者中的最小者决定。在合约市场和现货市场，利用企业都优先购买伴生品，并且可能存在倒买倒卖获取差价的行为。　　 最后，本文从技术策略创新、制度策略创新、服务策略创新和文化策略创新四方面，分析了企业群落内伴生品交易的推进策略。在该部分，本文利用了创新理论、制度理论、信息管理理论和生态文化理论等相关理论，立足于策略创新，为企业群落内伴生品交易的推进从一种新的角度进行了解读。　　 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综合循环经济理论、工业生态理论、环境价值链理论，基于物质流动的次序对企业群落内伴生品的交换模式进行了分析。本文指出企业群落内伴生品利用的关键在于微观层面的伴生品交易；并从定性的角度，利用合约理论对伴生品的交易进行了协调和优化。这不但实现了管理学与经济学的学科交叉，而且为理解企业群落内的伴生品交换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今后的研究指出了方向。(2)针对产品B和产品R的生产，提出了“生产节约函数”这一概念；基于交易双方“双赢”的观点，对伴生品交易存在经济性的条件进行了说明。并将以往用于供应链管理的决策优化模型，经修改与扩展后应用于分析“单一产生企业-单一利用企业”废弃链，从微观层面为伴生品交易双方的决策优化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为企业有关伴生品的谈判提供了理论依据。(3)针对消费者对产品B和产品R不存在需求偏好的合约市场、存在需求偏好的合约市场，以及合约-现货双市场这三种情况，分别建立了相应的决策优化模型。本文从微观层面丰富了伴生品交易的决策结构，从而使研究更加贴近实际，也为相关企业在面临不同伴生品交易时提供了策略的选择。(4)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理性预期理论引入到合约市场和现货市场共存条件下的伴生品交易，为理解双市场结构下的伴生品交易提供了经济学基础，而且为相关企业的实际运营决策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和交易评价指标--边际风险规避价值。(5)立足于策略创新，对企业群落内伴生品交易的推进策略进行了系统分析，特别是在文化策略创新中，提出了生态文化在“企业”和“群落”两个层面上构建的策略。因而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伴生品交易的支持体系进行了解读和说明，为企业群落内伴生品交易环境的营造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