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华是蜚声中外的历史学者，中共党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奠基人之一。他一生执着于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事业，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勤于思考和著述，不仅积淀了丰富的中共党史学思想，还广泛深入地研究了中共党史本体内容，其中既有对宏观历史的广角叙事，又有对微观问题的深钻细研。总之，胡华一生以宣传、教学和研究中共党史为己任，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为推动中共党史学的发展和繁荣竭尽全力，堪当中共党史学界的模范。　　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回溯胡华的中共党史研究历程，系统地剖析其史学遗产和研究路径，提炼和阐释其深邃的史学思想，客观分析其某些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从而在此基础上概括其治史精神及风格，总结他对中共党史学发展的总体贡献。　　本文共分七个部分予以阐述。　　第一章主要回顾胡华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总体历程，呈现其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大致来说，胡华的中共党史研究共经历起步、发展、曲折和高潮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新中国成立前。胡华在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克服重重困难，奔赴延安，入读陕北公学，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斗士。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以及自身对党史、革命史的浓厚兴趣，他踏上教学和研究党史、革命史的道路。1941年他发表了人生中第一篇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革命实践的文章——《论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此后，胡华一边参加革命斗争实践，一边进行艰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第二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新中国成立后，胡华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党史、革命史的教学和研究之中，不遗余力地宣扬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中共党史成为重灾区中的重灾区。在极端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胡华受到不公的待遇，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其党史研究工作难以为继。第四个阶段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胡华率先在中共党史学界突破禁区、解放思想，成为党史学界拨乱反正的一名急先锋。在近十年的晚年岁月中，胡华倍加努力地从事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迎来党史事业的人生辉煌。　　第二章主要论述胡华的中共党史学思想。胡华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不仅围绕中共党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意义等基本理论问题形成深刻的认识，如认为“党史科学也是历史科学”、“党史是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科学”等，还对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记产生诸多心得体会，这些构成了胡华的中共党史学思想，为中共党史学理论的健全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章主要论述胡华对宏观党史的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革命史讲义》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是三本有影响的党史著作，也是胡华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结晶，为几代中共党史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本章对这三本著作逐——进行评析，解析它们的史学成就和史学特色，对其存在的历史局限性也进行客观的分析。　　第四章主要阐述胡华对党史中若干重要内容的专题研究，以及对一些错讹史实的纠偏。除史学著作外，胡华还专题式地探究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解读抗日战争史中的若干问题、阐释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评述国外和港台中共党史研究的动态、反思“文化大革命”现象，从而提出一些有创见的理论观点。此外，胡华还揭开皖南事变中项英、周子昆牺牲的历史真相，纠正“十万农军围攻长沙”的错误说法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错误称谓——“共产主义小组”，从而厘清了一些长期被人们误传的具体史实。　　第五章主要论述胡华对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胡华在晚年主要致力于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一方面竭尽全力地为革命先贤著书立传，主编了大型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另一方面，广泛深入地研究了诸多中共党史人物，其中既有对中共党史人物群体的宏观透视和分析，又有对单个历史人物的深入探究，如周恩来、陈独秀等重要党史人物。　　第六章主要总结胡华的治史精神、风格及贡献。纵观胡华的学术生涯和学术成果，可以发现，胡华的党史研究彰显了“生是奋斗，死是休息”、“自甘清贫，淡泊名利”、“谦虚严谨，精益求精”的治史精神，也体现了“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亦教亦研，教研相长”、“饱含激情，寄情于史”的治史风格。胡华的一生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他在中共党史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主要表现在:他培育了诸多中共党史事业的后继之人，大大丰富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宝库，积极抢救党史史料，还推动了中外党史学术交流。　　最后部分是结语。该部分主要结合当前中共党史学的发展状况，就进一步推动中共党史学的繁荣提出一些建议，如批判式地吸收前辈的学术遗产、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党史学家的优良治学精神、塑造良好的治学环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