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王樨登先以“相门山人”蜚声燕都,落第弃巾后又于吴中艺苑名重一时。他是文徵明的最后一个弟子,曾为袁炜所赏荐入史馆,王世贞晚年将其归入“四十子”,屠隆视其为知己,袁宏道、江盈科尊其为征君,更被钱谦益视为文徵明之后继承吴中风雅的领军人物,王船山对其诗作十分推赏。然而在明人沈德符的笔记中,他的形象却完全是负面的,这些材料流于后世,成为后人评判王樨登的最主要依据。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对其人其作的全面研究予以重新的审视和判断。　　 通过研究,本文第一章首先解决了众说纷纭的籍贯问题,考证认为其籍贯应为明常州府武进县。通过对其生平经历的梳理,展现了崎岖的科举之路中,不得功名的知识分子通过文艺创作及交际手段获得社会认可的艰难过程,认为王樨登能够在竞争激烈的苏州文化圈迅速成名,是由外部环境和个人行为共同造就的。此外还分析了其弃巾后的“市隐”行为,认为其内涵背离了政治疏离的初衷,从而使其陷于公府、市井与山林之间的尴尬位置,遭到时人的非议。第二章主要对其著述版本进行了整理和介绍,从诗歌接受学的角度考察后世选本的收录及评价情况,印证了王樨登的诗歌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影响力。第三章通过对其诗学思想和创作实践的研究,认为在其诗论中,师古论与师心论的融合已初露端倪,王樨登支持以复古振兴风雅,但在复古中强调诗歌的区域特色、诗人的自我个性,表现出对复古理论的修正态度。同时,其诗歌创作实践同其诗学观念基本一致,呈现出崇雅与尚俗并举的艺术风貌。　　 总之,虽然王樨登在诗学上的成就不算很高,但是能够在当时独树一帜,不盲目趋从,兼容并蓄,在诗歌中展现独特的个性风貌,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