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环境危机事件持续增加，迫使各级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政策加强对污染企业的管制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本文以太湖水危机事件对无锡市环境政策变化影响为例，考察太湖水危机形成的政策原因、应对水危机的政策变化过程以及政策变化效应，分析环境危机事件与环境政策变化的交互响应和作用机制，以期丰富环境政策研究理论，并为环境政策机制创新提供政策借鉴。　　 论文在全面梳理环境危机形成的政策学原理、环境规制理论和政策工具实践、政策决策理论和模式以及政策作用机制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环境危机事件有利于改变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打破政策渐进性的路径依赖，进而促进环境政策的变化，据此构建了水危机事件影响下环境政策决策驱动机制变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污染产业转移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等，导致东部发达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增长，激化了地区经济与环境的矛盾。在此背景下，加之现有环境行政政策、经济政策、环保投融资政策的不健全，政府管理能力不足、企业治理激励机制缺乏和公众参与机制缺失所导致的政策执行能力和监管力度不足，则进一步激化了环境问题。　　 应对太湖水危机的政策决策过程是中央政府和知识精英、地方政府、公众、企业、投资者等各类利益主体共同作用的过程，论文运用利益相关者分析法，实证分析危机前后利益相关者环境行为的变化及博弈，可以看出:危机的产生使得中央政府、媒体、环保NGOs、投资者等原本处于第三方的利益主体助推了原先以公众为主的环境保护力量，增强了环境保护力量，并最终引发原有政策的变化。　　 论文运用内容分析法比较水危机前后环境政策体系及政策强度的变化，发现水危机后，通过制定立法和法规、标准、环境管理等途径强化原有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力度，并通过新增问责和考核机制实现政策目标;通过新增价格、产权和责任激励机制调动企业和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但新的环境政策体系仍未打破政府强制性政策主导的格局，激励型环境政策处于试点推广阶段，并带有行政色彩，而公众参与仍然较为薄弱。　　 通过水危机前后水质状况分析比较，得出太湖及沿潮流域的水质环境具有较大改善，其中，环境政策对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减少和沿潮流域地区水质环境的改善具有较大作用。运用LMDI因素分解法和空间计量法定量考察环境政策对水环境质量改善发生影响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得出:水危机后结构优化和企业治污水平的提高已经开始抵消规模扩张的污染效应，企业治污能力在短期内比结构调整对污染减排的贡献更为明显;危机后污染密集型产业迁移出环境敏感地区，有利于沿湖地区环境改善，但是企业迁移所达环境非敏感地区的污染加剧。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环境危机产生的政策背景和原因、利益相关者对政策决策和变化过程的影响、政策作用路径及其效应等方面，构建了水环境危机与环境政策变化的交互响应与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利益相关者行为变化与政策决策过程紧密结合，揭示太潮水危机事件影响下环境政策变化的形成机制;结合地理学空间分析方法，揭示环境政策对产业布局调整和水环境质量空间分异的影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