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众关注的事情做出回应,是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的政府所应具备的基本价值和属性。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我国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且各方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然而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仍受到旧有体制束缚,与现代化发展进程不相适应。日益多元化且强烈的公众利益诉求与低下的政府回应能力之间形成了一对矛盾,受到各方关注。如何提高政府回应能力、建设“回应型政府”,成为了继续深化改革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所必须研究的课题。近年来,智慧城市建设的浪潮由国外迅速席卷至国内,智慧城市建设不仅为解决城市发展难题、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政府管理思维、方法和机制等方面的创新,使得政府回应效率得以提升,为提高政府回应能力提供了途径。与此同时,智慧城市建设尤其是互联网+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进入2.0阶段产生的新特点,使得公众参与政府管理更加便利,公众对政府回应的呼声更大,政府与公众间的距离进一步缩短,也给政府回应带来了更多挑战。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公共管理理念和方式方法也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民族因素、文化因素以及资源因素等各种因素造成该区域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产生和可能产生的问题更多更复杂,相应复杂的利益诉求也使得该区域政府回应更具挑战性。本文即从政府回应能力出发,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切入点,针对西部地区智慧城市2.0建设情况,综合运用新公共服务理论、公共治理理论、公民参与理论以及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分析西部地区智慧城市建设中政府回应能力的现状特点、困境及其产生原因,提出提高西部地区政府回应能力的举措。本研究的选题切合社会需要,旨在通过提高西部地区政府回应能力来推动国家继续深化改革的步伐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以期提升国家“制度软实力”。本文写作共计六章。首章对本文研究背景和意义进行介绍说明,综述分析了国内外有关智慧城市建设研究及有关政府回应能力方面的观点;次章对本文几个相关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并通过探讨“新公共服务理论”、“公共治理理论”、“公民参与理论”以及“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对论文的指导意义,阐明了理论基础;三四章为本文的核心章节,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对西部地区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政府回应能力进行分析。第三章首先分析了智慧城市建设为公众参与和公共管理带来的新特征,其次从必要性和必然性方面对西部地区智慧城市建设与政府回应能力的关系进行分析;第四章则从现状、困境以及困境原因三方面,对西部地区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政府回应情况进行分析;第五章在前文内容基础上,提出几点提高西部地区政府回应能力的措施;末章简要总结和概括全文、提出展望。本文认为提高西部地区政府回应能力需要遵循科学的原则,即公民本位原则、制度化原则、责任政府原则、法治政府原则及合作治理原则,并从应当从强化回应意识、健全回应机制和规范公民参与环境三方面提高西部地区政府回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