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张光南、周华仙的已有研究的理论框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实证得出我国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和我国“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和“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三项基础设施一般预算支出的边际产出数据及各自最优规模。分析了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和分税制改革以来基础设施投资状况，以“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代表“硬件性”基础设施，以“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两项代表“软件性”基础设施，以各自一般预算支出占实际GDP比重代表规模。我国该三项基础设施的实际规模都低于最优规模。此外，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存在“重硬件，轻软件”的现象。就地区而言，东部地区在三项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上相比中西部地区都有优势，中西部相比较而言，中部地区在软件性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规模2000年以来高于西部，西部地区则在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规模高于中部地区。论文最后指出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