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典籍外译史上，传教士这一群体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他们对中国经典的译介奠定了西方汉学研究的基础。同时，传教士身份的特殊性以及译介的目的性，使得他们的译介具有比较特殊的研究价值。《教务杂志》(1868-1941)是在华基督教会办刊时间最长的英文期刊，代表了主流新教传教士的思想和见识，其中刊载的大量译介中国儒学的是本文研究的重点。这些文章大体上可分为介绍性文章和翻译类文章两类，本文根据伽达默尔阐释学中“前见”、“视阈融合”、“效果历史”三个原则分别对这两类文章进行历时与共时的对比研究，分析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新教传教士如何在自身前见的影响下译介儒家典籍，形成与儒家思想的视阈融合。　　本文通过数据统计和文本分析研究了《教务杂志》中与儒学相关的介绍性文章。根据伽达默尔阐释学效果历史的原则重点研究了不同历史阶段新教传教士对儒家的“天”和“性善论”这两个被讨论最多的概念体系的译介，发现受基督教思想以及当时中国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他们儒学译介的立场和结果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由耶儒对立、到耶儒会通再到摆脱基督教前见的较为客观的研究。第二，在研究《教务杂志》的过程中，本文新发现了《孝经》花之安译本，并根据伽达默尔阐释学中前见和视域融合的原则将其与《孔子家语》赫真信英译本进行共时对比分析，得出在译介中国儒学的过程中，新教传教士的前见对视域融合的影响具有复杂性:花之安的基督教前见以及他丰富扎实的汉学知识形成的前见反而促进了他对《孝经》严谨忠实的翻译。赫真信的前见则使他更注重意译，与花之安相比他在儒学知识上的欠缺也导致了译文中的多处误译。以《教务杂志》为基础，系统地研究了新教传教士1860-1940年代对中国儒学的译介，从阐释学角度探究了不同社会历史环境下前见对新教传教士译介活动的影响，是对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的实际应用，也有利于我们对翻译活动进行反思。同时，本文针对新教传教士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儒家思想译介的数量、立场和译介情况等方面的研究，对于新教传教士儒学译介史和西方汉学史的研究有一定的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