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近些年来,在大学毕业生面临越来越大就业压力的同时,个人对高等教育投资的热情却依然旺盛。如何从经济学角度对此现象进行解释,构成了笔者的研究动机。　　 本文研究中国个人的高等教育投资需求。与主流的人力资本分析范式不同,本文以筛选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的高等教育筛选机制、教育政策、劳动力市场变迁等因素,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研究个人高等教育需求的分析框架,建构了几个具体的理论模型,对个人的“文凭热”现象予以解释。　　 本文指出:个人旺盛的高等教育投资需求是基于我国特殊的高等教育筛选机制和我国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的一种理性选择,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文凭获得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身份资格,以及向劳动力市场传递自己的能力信息。　　 高等教育的筛选机制是保证文凭信号有效性的前提。我国的高等教育筛选机制与西方国家的二次筛选机制不同,是一次性筛选的“严进宽出”。长期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利用“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对学生进行筛选和培养。在存在巨大的收益缺口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为了获得主要劳动力市场的身份资格和收益,对高等教育需求强烈。在录取名额非常有限、且不存在教育信号寻租的情况下,中国高等教育的筛选机制相对而言是有效率的。文凭作为传递个人能力的信号是基本有效的。　　 1999年以来高等教育招生名额急剧扩大,入学要求降低,而成人教育、研究生课程班、独立学院等灵活的入学和培养形式,也降低了这部分人员获得相应文凭的成本。此时,高能力者和低能力者接受同等层次教育的成本差距减小甚至相同,导致该层次文凭的信号功能减弱甚至失效。当用人单位无法通过原来的文凭区分应聘者能力高低时,理性的选择是提高对文凭层次的要求,或者运用其他的筛选工具(例如工作经验等)对应聘者进行筛选。毕业生就业市场上则出现文凭贬值、就业率和薪酬水平下降的现象。能力高的个体为了将自己和低能力者区别开来,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较好的就业岗位,通常会选择攻读更高层次的学位；低能力的个体由于现有体制下攻读更高层次学位的成本与高能力者相比差别不大,为了将自己伪装成高能力者,也会选择攻读更高层次的学位；对于无法确认自己能力的个体,选择继续攻读学位的因为:是行为惯性和社会互动的结果,即“随大流”行为。由此产生的文凭竞争导致这一层次文凭的信号作用亦将失效,反映到劳动力市场上,最终表现为劳动者的教育过度。　　 本文指出,给予高等院校足够的自主权,引入社会化的竞争,从而使中国高等教育的筛选机制从“一考定终身”变为二次或多次筛选,同时给予学生充分的自选择权利,是改善文凭的信号功能、优化劳动力市场的人才配置和收入分配,充分发挥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