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揭示了美国在“9.11”之后作为“新帝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所面临的文化矛盾：其帝国地位与其基本的民主价值观之间的矛盾；美国重新审视其社会的开放性，而实行一个较为强硬的移民政策，这对美国社会的根本特点--移民性，构成威胁；总统权力扩大，行政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制衡受到了挑战；在理念上，美国政府可以反恐的名义而限制公民自由，可以说限制的美国价值中的核心部分；国际恐怖主义所宣称的宗教性，以及美国文化内部的宗教冲动，使美国处于十分尴尬的文化困境。本文指出，美国所面临的种种文化悖论从表面上看源于其反恐所采取的战略，即美国不是依靠现行的国际机制采取政治的手段，而是采取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的军事手段来对付国际恐怖主义，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韦伯所谓的“攫取型道德”、天赋使命感，以及普世主义的美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