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卫生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新医改中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村卫生的投入，然而，单纯增加资源投入却未必能达到提高居民预期健康产出的效果，究其原因，在于高度割裂的医疗服务系统造成资源的浪费。同时，在现代医疗卫生服务中，供需双方的新挑战均要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一个连续、协同的体系。而相关研究表明，促进不同机构之间医生间的协作，是促进不同机构共同为患者提供整合服务的关键环节。因此，对我国农村地区县乡两级医生的协作进行研究，从理论层面来说，能够促进整合型卫生服务体系的形成；从现实层面来说，有助于乡级医生提高业务能力，加强两级医生之间的交流与了解，履行各自应尽责任，实现良性竞争。　　方法：本课题首先采用文献归纳法指导、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模型，再以理论框架为基础，定性和定量数据为支持，依次进行了两级医生协作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定量问卷调查：在参考相关文献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访谈、专家咨询及预调查等程序，自行编制问卷作为工具，对县乡两级医生进行调查。采用多层次的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综合考虑我地理和经济分布，将我国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分别抽取浙江文成、江苏扬中、河南息县、河南宜阳、湖北黄陂、重庆黔江和贵州仁怀共计7个样本点进行问卷调查，总共收集问卷1370份，回收率为96.5％。使用的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均数、标准差、构成比)，单因素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卡方检验)，多因素分析（混合效应模型、路径分析）。　　定性访谈调查：采用半结构访谈形式，从每个被调查机构中选取配合程度好的医生2~3名，针对于两级医生间协作的认知、不足、建议等方面进行了解，共访谈52名医生。　　结果：　　（1）组织协作强度：黄陂得分最高，其平均分为2.83分，其他地区得分都在2.00～2.50分之间，分数最低的地区为仁怀，得分为2.04分。县乡两级医生的组织协作强度得分分别为2.33和2.44（P=0.006），相较于县级医生，乡级医生更希望通过与对方进行组织协作使自身在知识、技术水平等方面得到提高。　　（2）临床协作强度：各地区得分分为3档，最高档中只有黄陂一个地区，得分为2.77分，中间档有3个地区，息县、宜阳和仁怀，得分分别为2.58、2.55和2.54，得分最低档有扬中、黔江、文成3个地区，得分分别为2.24、2.16和2.15。县乡两级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37），县级医生平均得分比相机医生高0.07分，由于两级医生技术水平、诊疗能力的差异，使得在临床协作上县级医生更重要的地位，而乡级医生在协作中主要承担配合、辅助县级医生的角色。　　（3）在影响因素分析：影响到协作意愿x5的影响因素主要为相互信任x4、领导重视x6和绩效收入x8影响三个因素，其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0.183、0.128和0.111。影响到组织协作强度的影响因素有两级机构认知x1、两级分工认知x2、领导重视x6、相关政策支持x7、绩效收入影响x8、整合改革时长x9、整合改革类型x10、是否配合支付方式改革x11和信息系统x12，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058、0.214、0.189、0.079、0.125、0.111、0.221、0.128、0.149。影响到临床协作强度的影响因素有相互了解x3、相互信任x4、相关政策支持x7、整合改革时长x9、是否配合支付方式改革x11、信息系统x12，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069、0.122、0.136、0.060、0.125、0.072。　　结论：整体上，我国农村地区县乡两级医生间协作仍处于萌芽阶段，地区间两级医生协作水平参差不齐，存在地区性特点，各类整合相关改革为协作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但整合的紧密与松散程度不影响医生的临床行为。支付方式改革能有效规范两级医生临床行为，促进两级医生临床纵向协作。协作主体上，两级医生对纵向协作需求较高，但沟通不足，两级医生协作意愿没有转化成行为，协作的成本较高，“形式化”的沟通不能成为两级医生有效的沟通渠道。外部环境上，我国农村地区两级医生纵向协作的基本条件尚未完全具备，信息系统成为两级医生协作的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