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要探讨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要完成这一论题，首先必须明确“翻译”、“翻译文体”和“传统汉语”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论文的导言主要厘清这三个概念。翻译和著作(或创作)并不是人们常常以为的泾渭分明的两个界域。晚清民初，二者的界限相当模糊。如何既基本厘清二者的畛域，又照顾到其时著译难分的实际情形，一直是学界面临的难题。依照笔者建构的翻译方法连续体，本文把鲁迅留日前期科技文本和文学文本划归翻译--它们是比较特殊的编译和译述之作。国内学界和出版界一般是把《中国地质略论》、《说鈤》、《中国矿产志》和《斯巴达之魂》等鲁迅留日前期的作品视为著作，收入鲁迅著作集的。有人认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的书写性质为翻译。本文认为该文以及留日后期鲁迅其他论文虽然有翻译的成分，但鲁迅具有独立的见解，而且文中著作成分压倒了翻译成分，它们的书写性质应为著作或编著。因此本文将之排除在讨论范围以外。留日时期鲁迅书写性质的认定是鲁迅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本文对此进行了开拓性的尝试。　　 由于缺乏公认的翻译文体的概念，在借鉴了文体(即创作文体)的理论资源和译界前贤的相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用了较大篇幅建构了既适合本题又希望有一些普泛价值的翻译文体的理论构架。本文将翻译文体分为静态层次和动态生成两个方面。静态的翻译文体分为语体和风格。翻译文体的动态由两个侧面构成。其一为翻译文体的动态生成，分为翻译方法、翻译理念和翻译文化策略。其二为翻译文体的动态流变。翻译文体常常经历习得、操控和失控或悬搁的过程。其背后是翻译文体意识的萌生到自觉，直至文体意识的丧失。翻译文体的独立建构标志着翻译文体家的产生。由翻译文体可以探视译者的心灵、情感和思想世界。对于一个作者兼译者来说，翻译文体往往是创作文体实验场域。二者对照，有助于揭示一个完整的文体家。　　 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学界对新旧汉语形态通常的称谓。本文认为，古代汉语这个既有术语不尽科学。与现代汉语对举的应当是传统汉语。“传统”之于汉语不仅是时间概念，更是价值的认定--传统性。本文将传统汉语划分为文言语体、旧白话语体和文白杂糅语体三大类。旧白话与文言在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方面更加接近，而距现代汉语(或称新白话)更远。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存在的方式。译者的语体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译者的视界与读者的接受。　　 在厘清了上述三个核心概念之后，本文对鲁迅1903年至1918年的传统汉语翻译文体作了系统全面的论析。论文第一章历时考察了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的习得，操控和悬搁的过程，探析了习得背后鲁迅翻译文体意识的初萌和自觉，并重点论析了章太炎对鲁迅翻译的影响。论文第二章论述了鲁迅留日前期的科技翻译。在相关史料的勾稽和考证的基础上，本文将留日前期的科技文本判定为译作。译者采用了亦译亦编的编译方法。由于设定的读者为当时的士人阶层，译者采用了当时的“行世之文”--雅洁的古文。本文还论析了译者科技救国，实业兴世的用心，揭示了鲁迅受到洋务派思潮影响的一面。结语认定鲁迅是中国近代科技翻译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论文第三章以鲁迅留日前期的文学翻译为论题，详尽描述和呈现了文学文本杂糅的语体与风格。论文第四章揭示了译者文学翻译采用的译述的方法，信奉的“宁顺而不信”的翻译理念。译者归化的翻译文化策略的采纳显示译者依然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译者为“觉世”的目的，采用了“娱世之文”，然而后者却遮蔽了前者。结语认为鲁迅是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被动地裹挟于其时的翻译时尚，而是对时尚有修正，有概括，有提升。论文第五章论析了鲁迅留日后期以及民国初年文学文本的文体面貌。这一时期，他的语体以先秦语体为主，欧化语体为辅。一方面，他的先秦语体担当起“骎骎不下先秦诸子”的赞誉；另一方面，他的欧化语体成为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源头之一。鲁迅弘扬的朴讷的风格是晚清民初翻译风格的第三极，是中国译学质派传统的有意继承。论文第六章以这一时期鲁迅翻译文体的生成为论题。这一时期，鲁迅的翻译理念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他的翻译文化策略全面异化--借翻译输入以人道主义、人类主义为内涵的“人的文学”。这是鲁迅对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最大的贡献。然而，由于先秦语体的制约，他的直译尝试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鲁迅的“传世之文”部分导致了“觉世”用心的失败，并直接导致了接受的失败。结语认定鲁迅是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殿军和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先驱。这一时期译者鲁迅最集中体现了中国翻译文学现代转型的复杂和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