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政党，党内监督在其保持组织肌体健康的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党内监督在中国的政治监督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弥补了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等其他监督方式的不足。因此，从上述政治现实出发，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内监督工作，提升党内监督的效能，是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水平，防止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发生，提升中国政治监督体系整体效能的必然选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目前理论界对党内监督的研究，侧重于分析党内监督的主体、客体、内容、标准、方式等结构要素的功能，针对这些结构要素的功能缺陷提出党内监督制度等应当如何改进，具有很强的规范研究、静态分析的色彩。这些理论研究对改进党内监督具有一定的理论启发，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这种研究忽视了党内监督政治过程中广泛存在的政策行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监督有着鲜明的政策导向。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监督历史中，受制度供给不足的制约，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通过制定大量的党内监督政策，针对某一个时期内党内比较突出的非正常现象进行整顿、监督和治理。在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程度不够，成熟的政治行为规范制约形成尚需要时间的政治现实下，采用政策手段加强党内监督仍将是改进党内监督工作的一个现实选择，因此，对党内监督的政策进行充分理论说明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其次，一些党内监督的制度建设研究缺乏对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等进行必要的论证说明。一些研究往往分析出存在的问题之后，仅仅简单地给出制度设计方案，通常没有进行可行性分析，也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实施步骤。一些方案既不考虑能够为决策机构和决策相关群体接受的可能性，也不计算需要的成本，不预估能够获得的政策资源和可能取得的收益，更不考虑方案是否能够得到社会认可，引发广泛参与，从而对党内监督的实践缺乏指导意义。在实践中，党内监督的制度建设和制度改革是一个严肃科学的决策过程，一个对各种解决问题的需要和可能、途径和方法作出选择和调整的政策过程。一个包括界定问题、确定目标、设计方案、预估结果并选择方案，最终付诸实施，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进行调整的政策过程。因此，对如何改进党内监督的制度设计方案，必须利用政策科学理论，进行严肃的论证和分析。　　运用政策过程理论研究党内监督，能够统筹兼顾到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两方面内容，弥补上述阙失，为改进党内监督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这一视角，就是将党内监督的政治过程视作由界定问题，形成政策方案并实施政策方案调整自身的政治行为过程，视作通过制定并实施各种具体的制度或政策加强自身监督，预防和纠正党内出现诸如贪腐等非正常现象的政治行为过程，从而关注和分析影响党内监督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实施的各种因素和变量的影响，形成有针对性的改进方案。这种研究能对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进行更完整和科学的说明，既不偏废党内监督政策的研究，也不忽视党内监督的制度建设，既关注现状，又着眼未来，能够为党内监督的改进提出具体可行的预测和建议。　　目前的政策过程理论已经形成了包括阶段启发分析法、制度性的理性选择、多源流分析框架、间断-平衡分析框架等多种理论分析框架。为了更好地分析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过程中政策和制度之间复杂的关系，本文选择政策过程理论中的制度性理性选择理论，即由美国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人发展完善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作为自身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理论框架充分吸收了新制度主义的若干理论成果，充分解释了制度规则如何改变受物质自利推动的理性个人行为，最终形成理性的集体行动。作为一种开放的理论框架，制度分析和发展不是单一的分析框架，而是一组分析框架，能够容纳多种理论，对政策过程进行多层次的分析。本文将利用这一理论框架分析不同的决策层次对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的影响，进而提出党内监督工作的改进意见。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对党内监督的概念进行了理论辨析。本文认为，从党内监督的内容来看，党内监督实际上是由党内权力配置、对党风党纪的纪律监督等多重政治活动组成的。从党内监督的行为过程来看，党内监督既包括了涉及上述内容的制度设计，也包括将这些制度转化为实际政治输出的制度执行过程。同时，党内监督的政治行为过程还包括一系列的政策过程，这些政策过程弥补了党内监督制度供给的不足，部分政策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并转化为正式的党内监督制度而被延续。　　本文回顾了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的历史。观察显示，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党内监督政策和制度往往保持着稳定性和渐进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或受某些重大事件的影响，党内监督的政策和制度也会出现不同于以往的重大变迁。例如，党内监督在20世纪40年代的重点内容是清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党内监督以反贪污、反官僚主义、反浪费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党内监督的重点内容则转向了反腐败为主。从监督的手段看，党内监督则经历了从依靠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向依靠制度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提高党内监督效能正在成为党内监督的主要手段和方向。从发展的方式来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党内监督的发展基本采用和遵循了渐进改革的方式。党内监督政策和制度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和发展（而不是其他的变化）?哪一些因素促成党内监督政策和制度的变化？又是哪一些因素限定了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的方向？党内监督后续可能的发展趋势为何？只有从党内监督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分析党内监督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的历史，找出影响党内监督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的各种因素与变量互相作用的内在规律，才能准确地回答上述问题，针对党内监督的不足，提出具有可行性的进一步改进的建议。　　政策过程分析首先需要确认政策问题。在对党内监督的历史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政治路线分歧引发的组织涣散、独断专行造成的决策失误、官僚主义现象、腐败现象是党的决策层长期高度关注的问题。但是，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认识不同，党内监督选择的政策和策略往往有所区别，例如，早期党的决策层主要从动机的角度分析这些问题的出现，认为这些不正常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党性修养不够等主观原因造成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政策内容主要以思想政治教育和党纪监督为主。并且以群众运动作为主要的方式，以克服党内的科层组织的抵制。“文化大革命”使党的决策层充分认识到群众运动的无序和不可控等因素的危害，并且认识到制度对遏制各种不正常现象的产生更为根本，因此改革开放以后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在延续并改良原有的一些党内监督政策策略的同时，开始进行了党的领导制度和体制改革，制定并实施了大量的党内监督制度。新制度主义理论则认为，个体的理性选择导致的集体行为的非理性，是一个组织或共同体出现各种非正常现象的原因。因此，关键是建立多层次的分析以建构合理的制度，促成集体的理性行动。在这些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比较研究了已有的一些监督模式的成效与不足，并对苏联的党内监督改革作出粗略的评估，提出党内监督改革必须注意多组因素和变量构成的行动舞台对制度发展的推动和限定作用。　　多重因素和变量构成的行动舞台既推动又限定着党内监督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发展。作为可观察的事实，无论是渐进稳定的缓慢变化，还是急剧的变迁转向，党内监督的变化显然都不是任意和随机的。例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一直没有脱离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也没有削弱（而是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领导地位。这显示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实际上始终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遵守一定的边界，在一定的轨道上进行，受到许多因素和变量的制约和影响。这些因素和变量的相互作用，促成并主宰了党内监督的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方向。本文认为，环境、共同体属性、宏观制度等变量构成党内监督政策的行动舞台，制约和规范着党内监督政策变迁和制度发展的方向和范围。本文将具体分析这些因素的互相作用对党内监督的影响。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当前党内监督的一些政策试点内容，提出厘清党内各级组织和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实现共同治理、建立立体化的党内监督体系将是今后党内监督的发展方向和政策创新点，并对上述方向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