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煤炭市场的萎靡，不少以煤炭为主业的国有企业都陷入了经济困境，为了扭转企业运行的不良局面，国有企业通过“减员分流”等改革措施对富余人员实施就业安置。由于对企业的依赖和市场信息的匮乏，使一部分工人做出保守的就业选择，即继续留在原来的企业内工作。而在经济力的驱动下和出于对市场就业机会的渴望，一部分工人选择离开企业自谋出路。　　本文基于对河南省J市B矿国企工人的个案调查资料，分析当前“减员分流”背景下工人的就业选择及其逻辑。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视角出发，将工人不同的就业选择看成是外部社会结构与行动者内部主体即工人自身相互影响和建构的过程。在本次研究中，将支配性的制度安排、具有配置型资源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带有表意性规则的社会舆论看成是影响工人就业选择的外部社会结构;而工人主体因素主要从就业能力、就业观念和就业惯习等方面来展开，来进一步探究二者是如何影响工人的就业选择。　　基于结构化的理论视角，本文认为工人的就业选择是外部社会结构因素与行动者内部主体因素二者互动的结果。社会制度安排、次级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及“国企偏好”的大众主流舆论等，这些规则性和资源性的结构性因素对工人的就业选择进行了重要的“型构”。同时，长期“单位制”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就业“惯习”，加深了工人对企业的依附性，使其表现出安于现状，不愿面对竞争的就业心态。工人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匮乏，也制约其合理化的就业选择的实现。工人疲于应对眼前的就业困境，容易用一种看似“理性”，实则“非理性”方式做出选择。　　此外，作为行动主体的工人，在结构面前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提线木偶”，一旦有新的工作机会，他们也会采取策略化的就业行动。但是由于资源匮乏及自身能力有限而往往产生意外性的后果，这些意外后果又成为就业选择下一步行动的限制条件，建构着工人就业选择的新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