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审慎例外的出现是新一代国际投资条约的重要特点之一,其目的在于保证东道国基于主权所采取的金融规制行为不违反投资条约的义务。在最近的几年里,金融审慎例外安排在国际投资条约中的发展尤为迅速,但是不同条约在其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的设计上不尽相同,金融审慎例外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以及审慎措施的认定等关键问题上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做法。故本文将金融审慎例外安排置于国际投资条约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全文分为四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概述,文中指出各国的金融审慎措施可能会违反其在国际投资条约项下的义务或承诺,容易诱发投资争议,从而揭示在国际投资条约中纳入金融审慎例外安排的原因,同时介绍金融审慎例外的构成要素以及其在国际投资条约中的发展情况。第二章分别从模式选择、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三个方面,具体介绍各类国际投资条约中出现的金融审慎例外安排。安排金融审慎例外的模式可以分为概括归纳型、准用性规则型以及系统规定型三种。实体规则上,金融审慎例外安排呈现出宽严程度不同的两种风格,还出现有与资本转移和国家金融政策相关的金融审慎例外规则。程序规则上,不同于一般的投资争端解决程序,一些投资条约对涉及金融审慎例外的投资争议往往有着特殊的争端解决程序规则。第三章探讨金融审慎例外安排在国际投资条约中的具体适用问题,包括金融审慎例外的适用范围与适用条件,涉及金融审慎例外的争端解决程序,以及条款间的衔接问题。首先应考虑到“负面清单”的投资准入模式、投资定义的宽泛性以及私人诉权等因素对金融审慎例外安排的适用产生的影响,从而得出结论:金融审慎例外应作为“一般例外”适用于投资条约涵盖的所有范围,并且应扩及到对资本转移事项的适用;同时,优先考虑将金融审慎例外设定为“自裁决条款”,并引入善意履行的原则,以防止其被滥用;在援引金融审慎例外抗辩时,对审慎措施的实施不应该有必要性的要求,也不应一概要求审慎措施满足非歧视性的条件;另外,对于涉及金融审慎例外的投资争议解决,需处理好国家间磋商程序与ISDS机制之间的关系;最后,还应做好金融审慎例外安排与定义条款、透明度条款的有效衔接。第四章讨论中外投资条约中的金融审慎例外安排及其完善建议。基于前文的分析与中国的现状,提出如下建议:第一,需在投资条约中纳入专门且完备的金融审慎例外安排;第二,合理设置金融审慎例外安排以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第三,应排除最惠国待遇适用于金融审慎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