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往来结算已经不再主要地使用黄金,而是主要地使用发达国家的硬通货。为了促进国际支付的顺利进行,世界上各国都积攒和存储发达国家的货币以备将来用于国际支付,这就形成了牙买加协议以后的国际储备多元化的储备格局。 然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各个国家的货币的可兑换性、可清偿性和可接受性是互不相同的,这就表现出各个国家的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不同的现状。众所周知,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取决于它的发行国的经济实力,因而解释货币现象需要从它所赖以存在和产生的经济背景来入手进行分析。 在分析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本文将各国货币按照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国际储备货币,另一类是非国际储备货币,相应地将货币发行国划分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和非国际储备发行国两大类,这两类国家的经济背景存在很大的不同,从而他们制定汇率政策的目的和所考虑的侧重点也不同。一般而言,非储备发行国侧重于考虑国际储备的积累,而储备发行国把就业问题看得非常重要,这两类国家都希望本国的货币贬值,以助于实现其本国的各种经济目标。 然而,主权国家在其通过汇率干预来调节汇率的过程中会产生两种汇率效应,他们是汇率的资产转移效应和汇率的就业效应。由于这两种效应的存在,各国在制定汇率波动的目标区间的时候除了需要考虑本国的就业问题,还需要考虑本国与外国之间的资产转移问题。 汇率变动的就业效应是汇率变动对就业率的影响机制和规律,不论从贸易的角度、投资的角度还是从汇率预期的角度,本币贬值都促使本国就业量增加,而本币升值都导致本国失业率增加,因此我们发现汇率的就业效应是路径无关的,只要贬值就能刺激就业,而国别之间的不同在于这种效应的程度的不同。 汇率变动的资产转移效应是指汇率估值的不断变化引致以外币标价资产的价格的动态变化从而产生的货币发行国与另一国的资产价值的此增彼减的作用机制和规律,根据本人的研究,如果一国对本国货币升值,就会引致资产从国外流入国内,如果一国对本国货币进行贬值,资产就会从国内向国外流出。 由于存在这两种汇率效应,汇率变动就牵动着各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各个国家货币当局为此频繁展开汇率协调。汇率协调各方考虑的各种因素归结起来实际上就是资产转移问题和就业问题,各个国家都希望资产向本国流入,同时又都希望汇率变动对本国的就业状况有所改善。汇率协调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协调,这种协调因为双方的需求和目标可以互补,因而很容易达成一致；另一种协调是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协调,这种协调总是在重重矛盾的背景中展开的,所以往往旷日持久,一旦达成协议,会对汇率调整国家带来巨大影响。 非储备货币发行国在国际汇率协调中总是处于劣势,所以应当争取更多的利益而采用主动的汇率政策。所谓主动的汇率政策就是顾及本国金融安全,立足本国经济利益的一系列汇率政策及其配套措施组合。尤其是当一个国家从比较发达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的时候,它的货币就有希望进入国际储备货币的行列,这时该国采用什么样的汇率政策对于其本国货币的国际化至关重要。因而,对于经济处在起飞之中的非储备发行国来说,在针对汇率变动的国际协调过程中应该采用主动的汇率政策。 中国正在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着,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汇率协调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协调的主要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如何化解这种升值压力同时又不使中国产生汇率的剧烈波动从而使中国发生资产损失,是制定中国汇率政策必须考虑的因素,也是目前汇率政策的当务之急。 本文从国际经济利益的角逐和国际热钱掠夺人民币资产的背景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中国汇率政策的制定应该定位在金融安全的基础之上,这应该是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起点,一切人民币汇率政策首先需要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解决人民币的升值压力问题的途径是：一方面要扩大人民币供给量,另一方面要提高国内的价格水平,而实现这两个子目标的最为便捷和有效的方法是适度的通货膨胀,并且是一剑双雕。所以在当今中国实行适度通货膨胀的政策在理论上势在必行,是最好的解决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方法。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立足金融安全的主动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取向应该是稳中有贬的。在国际游资觊觎人民币资产价格较低的商业和投资机遇的大背景下,如果中国听任人民币不断升值,已经进入中国的国际热钱和即将进入中国的国际热钱都将大获收益,由于这一收益是资产转移的性质而不是生产创造的性质,因而在另一方面它实际上是中国的资产损失,所以,中国不能放任人民币升值。从金融安全的战略出发,人民币汇率应该贬值而不应该升值,这是立足中国自身利益的结论。 本文以人民币汇率为例,具体探讨了非储备发行国主动的汇率制度的应用问题,文章主要地从货币论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人民币资产转移的影响,从资产转移这一方面有力地佐证了主动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政策取向,那就是：与其在开放中升值,不如在管制中通胀,并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