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玄学的定性以及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哲学史的贡献与地位是研究魏晋玄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但是由于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差异，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一直聚讼不休，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原因在于，以往论者多从或儒家或道家的立场想给玄学找到自己的位置，但玄学本身就是儒道合一的产物，将玄学归宗任何一家都难免失之片面。本文抛弃上述思路，转从天人关系这个角度去解决问题，认为王弼玄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找到了一种新的架构“天人合一”体系的思路，即本体论思路。在王弼之前，有两种架构天人合一的思路最值得注意:一是老子用宇宙生成论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天人合一”，一种是董仲舒以宇宙构成论建构起来的“天人合一”。王弼通过对上述二者的改造和扬弃，用本体论建构起了自己的“天人合一”模式。　　本文认为，“天人合一”的本质内核是“无限观念”，建构“无限观念”的唯一理路只能是“内在超越”。在老子和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无限观念都是不完善的，内在超越的理路并没有一以贯之。王弼通过改造老子的宇宙生成论思路，削除其“道”形而上的性格;同时他又摒弃了董仲舒宇宙构成论的思路，恢复了“天”超越性的性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无为本”的著名命题，基本奠定了中国哲学“内在超越”的性格和理路。中国哲学只有到王弼这里才出现了较为成熟的无限观念和“天人合一”模式，后来的宋明理学就是在此基础上才建立起了中国“天人合一”的完善形态。本文将王弼玄学放在无限观念的发展史也即“天人合一”的历程中去衡定其贡献，认为王弼玄学的突破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