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水利开发过程和移民社会的形成发展作为两条主要线索，在说明河套地区水利网络的形成过程中，与之相随地说明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移民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特点。与此同时，在主线的两侧延伸出两个相关的问题。其一是在水利开发过程中农牧交错地带向牧区的推移对当地人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反映的蒙汉民族关系的变化。其二是在整个移民社会中所逐渐形成的移民文化和水利文化，它既表现在人们对治水技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认知体系变化的过程中，也表现在移民时期形成的开放包容的文化性格上。这两个面向成为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水利开发与移民社会的特点的视角。　　首先，本文选择以“水利开发”为切入视角来考察河套地区的移民社会。本文将研究时间追溯到清末，因为从那时开始河套地区开始有较大规模的的民间水利开发，地商成为了当时大型水工程的组织者，以地商为中心的社会组织成为了水利工程开发的主导力量。这股民间力量与国家力量在此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般而言如此大型的水利工程应是在国家指挥下更容易实现，而在此地由于种种原因水利开发在国家主导下几经兴衰难成规模。直至清末，地商的开发使这里形成了以八大干渠为主的基础水利网络，进而形成了稳定的农区。因此，本文重点研究了水利开发在地商主导之下得以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将水权和地权集于一身，并掌握了一定的治水的民间技术，实行了有效的管理方法将农民和雇工牢牢地控制在土地上。之后，民间水利组织经历了水利社、用水协会的变迁，本文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民间组织所具有的信任机制、协调功能和监督功能成为他们能在现代社会延续的条件。　　其次，本文着重分析了在水利开发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移民社会的特点。从春去秋回的“雁行人”到定居河套的“编户入籍”，从家乡变为故乡，来到河套的移民不论是自我推动型还是外力拉动型都在像一粒粒种子逐渐在这片天地中生根发芽，这种“土”的魅力一直存在于移民心里，最初以地商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和天主教的“土地换教民”政策促使他们在这里形成了村庄和社会，建立了农业社会的秩序，并将这种“土”传染出去，也将蒙古族人民拉出了他们的牧场成为了种地的庄稼汉。从移民与当地蒙古族之间以及来自不同省市的移民之间社会网络关系的建立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中让我们看到移民是如何在这个新的社会中扎根的。　　再次，本文关注在水利开发和管理过程中所反映的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从清末强社会弱国家的关系到民国时期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过渡，从建国后强国家下的民间力量的隐藏到现在民间力量的复兴，让我们看到了从清末到现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演变。　　最后，本文描述了农牧交错地带的推移过程中所带来的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互动过程。笔者没有强调国家在民族边界的界定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地方政府对个人认同的强化作用，而是突出了两大民族在具体生活场景中所表现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蒙汉之间和谐的相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