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毛泽东领导中国的时代里，中国重大国际行动所需的面向国内亿万民众的动员性质和说服性质的宣传有怎样的主要政治/战略特征？这些特征呈现了与中国内外政治怎样的历史关联和趋势？”本文所讨论的革命主义是马丁·怀特所界定的那种将政治斗争视为全世界“被压迫者”或“正义”信仰的人与“压迫者”或“异端邪说者”的斗争。本文选取了三个互相关联和先后延续的最典型案例: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和尼克松访华。动员和说服亿万中国民众是政策目标或战略效果，而宣传是手段，目标和手段的这一结合即动员宣传和说服宣传就是本文要研究的核心对象。逻辑结构上本文将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从毛泽东革命主义动员和说服“是什么”，到它们“怎么样”，以论说它们的基本特性与操作方式，另一条主要是展示如何面对人民大众将美国描述为敌人，到向人民大众解释为何邀请尼克松访华。　　现代世界历史上的三波革命主义浪潮都呈现出经典的大众动员和说服，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和有组织的农民造反也将大众动员和说服作为基本的政治和战略成分之一。作为一个巨型国家的现代革命领袖和革命运动的政党，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异乎寻常地注重动员和说服亿万中国民众，就此取得了异常卓越的政治和战略成就，同时兼有人世间事难免的某些伴生问题或负面效应。　　本文揭示，在从事关于上述三大历史事态的大众动员和说服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塑造和运用了各具特色的战略，而且纵贯这三大前后相继的事态，呈现的大众动员和说服的战略有重大和原因深刻的演化。　　抗美援朝展示了在非常时期革命动员的巨大力量以及审慎的内外协调战略观;而援越抗美则显示了一旦革命热情涨破了治国方略必要的重大要求导致的混乱，以及革命主义大众动员宣传的基本历史要求，这些要求与现代理性国家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和紧张;尼克松访华的大众说服则试图解释毛泽东革命外交的战略弹性和它固有的缺憾，以及革命主义大众（动员和说服的）宣传的没落。　　本文认为，这个时代毛泽东和中共将动员和说服看做是群众路线的基本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动员和最具胆量的说服。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及其同事们果断且成功调集了贫弱中国所具有的巨型国家潜力，最大可能地将之转化为国家实力，得以毫不逊色地与世界头号强国强硬碰撞。在70年代初，毛泽东的“虎气”和“猴气”再次在外交上达到完美的平衡，创造性地扭转了中国在世界上的被动格局。这两大事件兼具了敢于挑战大众的畏惧和极端心理，调控舆论，说服大众的战略勇气，并展现出系统、连贯和平衡的战略素养，从而保证了军事或外交顺利推进，为国家大战略赢得了支持。但是，这先天的动员和说服优势是有其必要的历史条件的，这种条件既集合了时代特征，也集合了个人特征。更为主要的是，革命主义动员宣传本身与现代理性国家的治国方略之间存在内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导致了中国的对内动员与对外行为出现了某些重要的不协调和冲突，尤其体现在文革时期的援越抗美中。到了60、70年代，也就是援越抗美动员宣传的那个时代，国家的根本政治目标出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战略本身多么精巧都不可能导向政治成功。由于统帅战略的国家政策错了，战略也难以避免混乱和失衡。　　毛泽东欣赏的运动是波浪式的。直到他看到有必要用新的运动来继续推高大众的革命热情，他才会将原来的宣传调门降低。顺民政治和理性治理不是这位革命家的偏好，这违反了他不断劈波斩浪的革命气质。建国前，激烈的军事、政治斗争满足了他的这种革命气质。他带着对自己多年的成功经验和自信，继续采取波浪式运动的方式推进国家治理，导致了主观主义。毛泽东的生平恰恰就处于第三波革命主义浪潮最高峰的阶段。这些基本的外部条件成为他个人色彩得以投射的良好机遇。　　传统中国的臣僚向君主说服（谏议）的惯例在毛泽东政治宣传中幡然改换，党员干部和民众成为说服的对象，中国民众的政治地位从低点大步跃升。与“动员”此后被谨慎使用相比，说服民众成为了一项中国革命和治国的典范经验被传承。　　毛泽东革命主义的宣传不仅仅体现在不间断甚至交叉迭起的运动中，更是一贯和连续的更宏大革命动员战略的基本分支，旨在培育革命化的大众，使之成为反帝斗争的坚定拥护者。毛泽东实际上将蔑视帝国主义的宣传作为了民族独立的基本要求。这种对帝国主义的严重蔑视和乐观精神成为毛泽东对中共政治文化的一大创新。毛泽东极大塑造了中国建国后前三十年的外交风貌，即较大程度的“虎气”和必要的“猴气”，他留给中国外交的果断和坚决的战略特点仍是中国外交时常出现的风格。　　毛泽东个人具有的巨大影响力赋予了这个时代典型的个人色彩，并经由大规模的宣传注入了一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历史上内敛、保守，崇尚传统的文雅政治风格和天朝上国的傲慢以及挫败感，被改天换地的乐观斗争精神和“纸老虎”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豪情所动摇，成为遗留给中国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