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我国第一次提出产能过剩以来，产能过剩问题就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增长的痼疾。特别是2008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新常态因素的影响，国内外市场需求持续低迷，产能过剩呈现加急态势。2009年9月26日，国务院批转发改委、工信部等十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强调要抑制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的产能过剩。2013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把化解产能过剩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工作的重点。2016年，在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国务院更是印发《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化解钢铁行业过剩产能”，“推动钢铁行业脱困升级、提质增效”。　　当前我国富余产能的输出，并非是落后产能和淘汰产能的输出，而是一种产业和能力的输出;当前开展的国际产能合作，也是迎合对方国家需求，可以实现互利共赢的优势产能的合作。因此，在一带一路、亚投行和东亚经济共同体加速推进之际，结合我国发展大局、外交战略以及企业“走出去”的总体思路，积极寻求经济对外发展空间，让产能也“走出去”，变挑战为机遇，对于化解我国“过剩产能”，推进全球资源的良性循环，以及让中国的发展“红利”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具有伟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内容、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创新点;第二部分是相关概念界定和国内企业“走出去”所依据的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边际产业扩张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分别从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经济效益、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及企业竞争态势等五个方面论述了钢铁行业存在的问题，并从需求层面、供给层面、结构以及政绩观念方面论述了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原因;第四部分，主要从周边国家的基建需求、我国钢铁行业的综合竞争优势以及我国政府的政策扶持三个方面来论述“走出去”化解产能过剩的可行性;第五部分，是钢铁行业“走出去”的路径选择及政策保障。针对需求萎缩型、投资过度型以及结构不匹配引致的产能过剩分别从资源寻求、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方面进行了区位选择，从绿地新建、跨国并购和国际工程承包等方面进行了方式选择，并从信息、金融、保险及人才等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保障措施，以期对我国涉外钢铁企业具有指导性，“走出去”也能够更具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