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翻译研究经历了长期“手工作坊式”的直接经验的积累阶段之后，在20世纪中期进入翻译理论的探索时期。继之，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交际理论被引入对翻译的探究。随后便是其他多种学科的理论框架在翻译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尤其是现代语言学的各个分支的研究成果，翻译界更是将奈达所著《翻译学初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1964）视为科学翻译研究之肇始。国内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开始引进西方翻译研究方面的著述。在经过“荒芜时代”的沉寂之后，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引入了大量的西方翻译理论，但引进多于消化吸收，更遑论创新。　　本文就是对翻译研究理论指向的第三个层面的一种基于实践的探索，即探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活动对其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此影响下所发生的递嬗。这种历时的研究视角有其显见的理论优势，回顾历史演化过程中的人类行为，更有可能摆脱身临其境时的主观性臆断和身处庐山而不识其真面目之弊，从而更有效地平衡主体与主体间性之间盘根错节的矛盾，在更大程度上趋近主体行为的真实情况。一般的翻译研究多侧重于文学翻译这一惟我独尊的领域，研究者或是清楚地表明研究对象的排他性，或是认为研究对象是不言而喻的。这便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忽视了其他类型文本的翻译，尤其是科学文献的翻译。在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驱动力的今天，对科学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的科学翻译的任何漠视都会遮蔽翻译研究的真实图景。当然，中国自明季以降的科学翻译，从徐光启与利玛窦于1604年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开始，断续绵延了300年。但是，对20世纪之前的科学翻译研究力度颇大，而整个20世纪的科学翻译研究却如疏星寥落，世纪之初的科学翻译在一般的研究中更是一笔掠过，语焉不详。因此，有必要进行细致的梳理和探讨。　　迄今，对历史中翻译现象的研究往往流于史实的搜罗，而乏于文化意义上的考查。为了从文化的视角系统地探究20世纪初十几年内的科学翻译，本文在对西方描写译学理论的不足进行论证的基础上，首先建立一种系统的描写模式，以便从多个层面对这一时期的科学翻译现象和翻译行为进行准确而有效的描写研究。文中认为，西方描写译学虽然经过诸多学者的著述和探索已初具理论雏形，但其理论框架仍存在一些基本的问题尚未解决，尤其是翻译描写中具体的描写对象和描写方式。始于Holmes的描写译学固然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阈，但具体的翻译描写仍需要确定明确的对象和有效的方式。惟其如此，才能使描写实践具有明确无误的方向性和可操作性。由于对翻译的文化层面的研究旨在考查翻译活动对目的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描写应含盖目的文化在翻译实施之前对与其相关的选择所施加的制约作用、由此而形成的影响整个翻译过程中各个层次选择的翻译目的，以及译者的文化立场、翻译方法及其在实际翻译操作中的微观选择。这种描写对象的确立，是循着文化——翻译——文化的途径，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媒介加以探究。显然，描写对象仅是实施描写的起点，惟有采取恰当的描写方式才能保证描写结果的信度和效度。文中提出的五种描写方式，可以用于描写一切翻译现象和翻译行为，但并非对每一翻译现象和翻译行为都要运用这五种描写方式，或者说方式的具体使用总是有选择性的。　　本文之后的6章借助于所建立的描写模式，着重对20世纪初的一些翻译现象和具体的翻译行为以及制约这些翻译活动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选择性的描写研究。当然，任何历时的研究在时间的分割上都不可能是截然的。在本文中，严复的进化论翻译始于19世纪末;另一方面，制约20世纪初科学翻译选择的文化因素形成于甲午一役之后。但就这一时期科学翻译的社会文化功能而言，它们都隶属于20初期出现的科学翻译高潮。这是因为，为普及科学知识而实施的科学教科书的翻译是此期科学翻译中最为突显的翻译现象。它既是对广译西书、兴办教育、普及科学、振兴民族、拯救国家于危亡之际等不同社会文化需求的具体回应，也是对此前科学翻译的凌乱散逸和整体上限于科学的“技艺”层面的一种反动，其文化意义也是此前的科学翻译无与伦比的。　　杂志中刊载的科学译书和译文，科普翻译的第一次高潮中译出的多种科学小说，以及出版界其他科学译书的发行，则是对大规模传布科学知识这一文化活动的多维补充，其社会价值主要在于在国人中普及科学知识乃至科学观念，为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渗透以及后者的演化成型进行初期的知识铺垫和思想准备。另外，科学方法论方面的译文和译书则对方法论科学观在知识界的形成提供了最初的语言材料，而这方面科学教科书的翻译更为科学方法论意识在新一代国人中的培养播下了难得的种子。　　此期的科学翻译中，严复进化论的译介同样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其所译《天演论》一书在19世纪末出版之后，给当时的整个社会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使国人猛醒若固守陈腐观念、不思变革，国家的沦亡只在旦夕之间。然而，对严复翻译的传统批评往往局限于其翻译的细枝末节以及对原文的不够忠实，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时的社会文化为严复在翻译过程中的全部选择提供了充分的解释理据。的确，严复在翻译赫胥黎著作的过程中绝没有斤斤于原文的“字比句次”，更没有遵循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三字经”标准，而是“取便发挥”，随己意添加删除、修改颠倒、案语注释、灵活处理，大凡能够符合译者意图的方法几乎无所不用。以传统的标准论之，严复的翻译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对原文都不太忠实，译文形式相对于原文偏离更远。可以说，原文对译者而言充其量只是一个信息的来源(a source of information)，只是译者实施翻译行为的起点，而且仅仅在需要的时候才去参考一下。然而，严复的全部翻译选择始终都在围绕着一个既定的目的，那就是“警世”。在那样一个民族将亡的非常时期，需要有人发出足以发聩振聋的声音。严复正是号准了时代的这一脉搏，成为发出这种声音的突出代表。他若是通过著述向陈规祖训发起挑战，势必招致祸端，翻译遂成为可以选择的最佳途径。借他山之石的表述方式，大可免除诸多的不便，又可以在翻译中随心所欲地借题发挥。严复借助翻译这一特殊的方式，旨在警醒世人，唤起民族的危机意识。这一主旨不仅贯穿于他的全部翻译活动，而且体现在其翻译过程的微观选择之中。虽不能说其译文是字字干金，却也可以认为译者的崇高翻译目的渗透于翻译的字里行间，几乎无处不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严复及其翻译的认识应该走出传统翻译的批评范式，重新认识严译重要历史文化价值。严复是成功的，自其译书出，“天演”、“竞存”、“天择”等名词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译书的影响不仅范围广泛，而且历时久远，直至20世纪的20、30年代。如果严复的翻译只是力图忠实于原著，那么很难想象其译书的最后结果如何。不过，至少不会像《天演论》那样插上翅膀，飞至千家万户。况且，历史是无法假设的。　　当然，从另一角度看，严复为实现自己的翻译目的而运用的各种翻译方法，也阻塞了赫胥黎科学进化论在国人中传播的路径。但这不应成为诟病严译的口实，他毕竟极其成功地实现了翻译的目的，“警世”的效果业已达到。至于科学进化论的翻译传布，自有他人代劳。20世纪初期的科学翻译中，以马君武为代表的一些翻译家承担起科学进化论在中国的最初译介的任务，并且也发挥过一定的传播科学知识的社会功能。毋庸置疑，科学进化论的系统翻译尚有待于20、30年代科学名著翻译时代的到来。　　在对科学教科书的翻译、期刊杂志刊载的科学翻译、其他科学书籍的翻译出版、科学小说的翻译和进化论的翻译等论题详细描写阐述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考查此期科学翻译的文化意义，其在中国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过渡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也是本文的主旨之所在。首先，此期的科学翻译为第一次在国人中大规模传播自然科学知识提供了必要的科学教科书，使大规模兴办科学教育由维新派很大程度上的设想变成了现实，为科学文化在中国的演进奠定了广泛的基础。其次，科学翻译输入的大量新词新语，丰富了汉语的语言，并为汉语语言从文言向白话的过渡进行了积极的铺垫。如果没有这一时期包括科学翻译在内的各种翻译活动输入了大量的词汇以及句法结构，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运动则是不可想象的。再者，科学知识的传播和语言词汇的丰富，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人原有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从“格致”到“科学”的过度性转变集中地体现了人们观念的渐趋变化。这也是科学翻译引起的较为深层的文化嬗变，即文化的变迁由表层的语言词汇进入观念层面。最后，此期的科学翻译对当时方法论科学观的形成有不争之功，虽然科学精神在国人思维方式中的深入渗透尚有待于来者。　　结论认为，科学日益成为文化演化发展中的主导因素，科学翻译的文化意义因而也愈加彰显。对科学翻译的研究，也如研究其他类型的文本一样，必须以描写整个翻译过程各个层面的选择为契机，考查社会文化对这些选择的影响和制约，进而探究科学翻译在目的文化的演变过程中产生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这也是翻译研究理论指向的重要层面之一，尽管这一层面的研究会因真实图景的复杂性和研究主体的参与而难免留下无法涉足的微妙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