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散文作家，也是屈指可数的几位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之一。　　 在初期新文学的倡导者、参与者中，周作人是可以胡适、鲁迅并列的三位影响最大的重要人物。但是，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很多参与者都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对现实政治的关怀时，周作人却宣布文学(文艺)是他所更为看重的“自己的园地”。到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周作人又用“言志”的文学来命名他自己所倡导的非功利主义的文学自主论，用“载道”的文学来命名左翼文学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在1932年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之时，周作人用“言志”与“载道”这两种潮流的起伏来重新讲述了中国文学史，从而将自己主“言志”而绌“载道”的文学立场进行了一次集中系统的表达，也因此使其影响得以扩大。但是，随着时代思潮的演进，周作人又对已经被他重新诠释过的“言志”与“载道”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再诠释，以期能够与自己的文学观的表达结合得更为紧密。最后，当他发现使用这两个概念已经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文学立场时，也就放弃了对它们的使用，改用另外的语句来解说了。　　 与对其文学观的宣扬相应，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可以说是同步地体现了他自己的文学观。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周作人以散文作为其创作的最主要文体，而在散文这种文体中，他所创作的又主要是议论性的散文。为了与倡导“小品文”或“杂文”的那些文学者的文学选择表现出自己的不同之处，周作人一般是以“随笔”来命名自己的文章的。这种特色，当然是周作人自己的一种主动选择的结果，与其文学观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可以说他从在五四时代倡导“美文”时就已经表现出这样的倾向了。而从二十年代末期到四十年代中期，周作人又创作了大量的以抄书为主要体式特征的散文作品，因而在当时就被有的读者称作是“文抄公”。但周作人自己却又在肯定的意义上把这一称号接受了下来，表现出在文体选择上的自信。作为回应，后来的研究者就把他的这种散文称作“文抄公体”散文，从而在文体上确立了这种散文的独特地位。而写作“文抄公体”散文，也是周作人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选择。不同于他二十年代初选择小品散文的写作主要是受了外国随笔的影响，启发周作人走向“文抄公体”这一创新之路的，主要是中国古人的笔记(“随笔”)。笔记在周作人的手里变成了“文抄公体”散文，但他之选择这一文体其实还是有着一定的必然性的。由于生活方式和个人天性的关系，他的“言志”写作很自然就会走向书卷气较重的方向，从而使“文抄公体”散文成了现代散文中的“宋调”的散文。但是正如宋诗最后走向江西诗派的歧途，“文抄公体”散文本身也存在着走向空疏的隐患。周作人为了使自己的创作免于空疏，从三十年代中期，也就是其创作的高峰时期其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加强文章的现实关怀，并且经常有意地强调自己文章的思想意义，几乎是从他所指称的“言志”走回到了“载道”。　　 周作人选择写作“文抄公体”散文有其个人天性和生活方式的原因，正是这种文体与其个人的契合使他写出了那些优秀的散文作品。但当他有意识地开始在文章中加重思想的成分时，最终却冲淡了这种散文的神韵。这并不是因为“文抄公体”散文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思想容量，而是因为周作人本人不具备增强其思想容量的能力。他一向针对中国的现实思考问题，而本人在生命体验方面又缺少相应深度，这导致了他后期的“文抄公体”散文过分执着于对具体现实问题的关怀，未能有超越性的形而上的思考，最终也没有能够使自己的创作在思想深度上有更大的进展。所以，尽管周作人毫无疑问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散文作家之一，但他实在难以跻身于伟大作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