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隐喻修辞观的影响,隐喻研究翻译领域过去一直把隐喻单纯作为语言现象来处理,局限于形式与语义等语言层面的比较,较少触及翻译策略的内在取舍依据。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和推动,隐喻研究的视角更多地从修辞学视角转向了认知语言学。随着隐喻研究的认知转向,我们从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和语言的认知观充分认识了概念隐喻和隐喻表达之间的本质关系,隐喻翻译的研究方法和观念也随之改变。“人生”这一抽象概念在日常语言及文学作品中广泛存在,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莎剧中“人生”隐喻既是文艺复兴时期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人们对“人生”认识的综合体现,也蕴含了莎士比亚对人生的独到见解。莎士比亚被誉为语言的天才,其剧作成为世界文明的瑰宝并且历久弥新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善于运用概念隐喻并将其诉诸新的形式及内涵。本研究尝试运用概念隐喻理论,以莎士比亚四大悲剧(King Lear,Macbeth,Hamlet and Othello)为研究对象,以朱生豪译本与方平译本为语料,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共整理搜集了四大悲剧中112个人生隐喻,然后根据不同的源域,本文将其分为物质隐喻、位移隐喻、火光隐喻、精神隐喻、活动隐喻和周期隐喻并分析其映射路径。在莎剧“人生”隐喻系统中,物质隐喻占据强势地位,印证了实体隐喻在概念系统构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为探究莎士比亚人生隐喻的使用特点和创新性并深入研究两位译者的翻译策略,本研究将112个人生隐喻分为常规隐喻和新奇隐喻,并发现常规隐喻在莎剧的“人生”隐喻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扩展、细化、质疑和混合的方式构建新奇隐喻。隐喻语言的发展源于隐喻概念,无论是常规隐喻还是新奇隐喻都反映人们对事物统一的、系统的认识和思维方式。文学隐喻的创新须建立在普遍的认知体验基础上,由概念隐喻进行构建。本研究同时探讨了莎剧朱生豪译本和方平译本在翻译人生隐喻时采取的翻译策略,取得了何种影响以及影响这些翻译策略的因素有哪些。本研究发现朱生豪和方平都采用了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并且异化居于主导地位;但方平译文中的异化比例高于朱生豪,其主要原因在于两位译者的翻译目的和翻译思想的不同。朱生豪译莎主要出于莎剧的兴趣和爱国主义思想,希望将英国的文学和文化传递给中国读者。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忠实”基础上的“汉化”有利于目标语读者的理解和文化的传播。半个多世纪后,方平译莎的动力来源于对莎剧的新的认识和追求。方平强调经典文学作品中形式和内容血肉相连的关系,追求忠实原文和表达流畅,试图为作为“舞台之本”的莎剧寻求一个新的样式。总之,对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人生隐喻进行认知分析并对两个中译本进行对比,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莎剧的语言艺术和思想内涵,而且可能为隐喻翻译研究提供新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