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是中国汉民族体系中的一个稳定而又独特的支系。一百多年来，客家学研究越来越深入，已经成为一门涉及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建筑学、美学、社会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学科。但是，从笔者所能读到的有关客家研究著作来看，似乎伦理学者们对客家这一特殊的民系，对客家文化这一独有的体系缺乏应有的关注，对作为客家文化内核的客家伦理精神缺少必要的研究和解读。　　 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尝试运用所学到的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民族伦理学的基本理论为主导，综合使用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其他学科的有效研究手段和方法，整理、分析、比较各种文献资源，通过归纳和演绎等方式精心梳理、系统分析客家伦理精神的传统底蕴、历史内涵及环境影响，总结出客家伦理精神的核心特质，试图准确把握客家伦理精神与中华民族传统伦理思想的共性与个性，使其能够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笔者认为，客家伦理精神是客家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中华民族传统伦理思想为根基，融会贯通了各地的民族、民系的伦理文化，特别是迁入地的民族、民系的伦理文化，经过动态地传承、扬弃、发展和追求，形成的既独具地域特色又富有群体普遍意义的伦理秩序和价值取向。客家伦理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与客家人的秉自中原的文化传统、万里迁徙的艰辛历史和偏僻贫瘠的恶劣环境关系密切。　　 首先，客家伦理精神与中华传统伦理一脉相承。客家先民是中原华胄，他们来自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深受中华民族传统伦理思想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比较全面地保存了儒家伦理思想中崇祖先、敦亲族、尚和谐、讲道义、重教育、崇礼节等特点，造就了客家人“慎终追远”的崇祖精神、“爱国爱乡”的家国精神、“崇文重教”的传道精神、“见利思义”的重义精神。这些为人处世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直到今天仍然不同程度地反映在客家人的意识和行为之中，并没有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变迁而消灭。　　 其次，客家伦理精神与其长期迁徙的历史密切相关。客家作为汉民族的一支民系，其形成和发展，自所谓“衣冠南渡”开始，经历了数次大迁徙。他们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一路辗转奔波，筚路蓝缕，走过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今天的客家人聚居的大本营赣南、闽西、粤东北结合部的丘陵地带定居下来，重建家园，形成客家民系。明清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又以此为根据地，漂泊南洋，远赴海外。面对离乱、天灾和战火，客家人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性，他们与其它民系或民族共生共荣，交流互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形成了“求真务实”的求实精神、“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　　 再次，客家伦理精神的形成深受艰苦生活条件的影响。客家离开祖宗故地，失去了良好的生存区位和生存资源，来到地处僻远，交通不便，林莽丛生，蛮荒落后的闽粤赣山区生活。瘦瘠的土地、贫乏的资源、荒凉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地关系的冲突在给客家人带来巨大生存压力的同时，也锻冶了客家伦理精神：严峻恶劣的环境促使他们不得不具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精神；偏僻贫瘠的自然条件生成了他们“勤劳俭朴”的节俭精神；不断与自然、与社会作抗争激发了他们“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　　 客家伦理精神与中华民族伦理精神有它共性的一面，但是也有它个性的一面。客家伦理精神源于中华民族传统伦理思想，虽经辗转流徙，其文化气质不变，继承并发展了中华民族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尚中贵和”的和合精神。另一方面，客家人因战乱、灾荒，由中原南迁奋斗求生而起，在长期艰苦环境中，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性，即“冒险进取”的开拓精神。正因为有了“尚中贵和”的和合精神，才有了客家人高度的种族集团自觉性，才有了客家民系极强的内部向心力和凝聚力；正因为有了“冒险进取”的开拓精神，我们才能看到千百年来客家人奋斗拼搏，“处处无家处处家，处处开拓处处成”的艰辛与伟大。此二者为客家伦理精神的核心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