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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化市场进程的不断深入,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并购成为企业实现规模扩张、提升行业战略地位、增强综合实力的一种重要方式。近几年,日趋频繁的并购活动为资本市场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商誉数量的爆发式增长。A股市场中,多数上市公司收购标的资产时属于溢价收购,而反应在在财务报表上的数据就是商誉。商誉规模的快速增长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对商誉的定义与本质、确认与计量、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少有文章从商誉的形成环节出发,实证分析并研究影响商誉产生的因素,进而从源头寻找能够控制商誉规模的有效途径。
商誉产生于并购活动中,公司的股东和管理层是并购决策制定环节的关键人员,其行为会对并购标的对价的确定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商誉金额。内部控制机制作为企业的“防火墙”,不仅具有提高企业信息质量、提升经营效率的作用,还能改善企业治理结构,对管理层和股东行为产生监督和制衡的作用,从而强化风险管控的功能,防范商誉泡沫化风险。而现有的关于内部控制对商誉影响机制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以2008年-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管理层过度自信以及信息不对称理论厘清了泡沫商誉的产生路径,并分析了内部控制是如何对不同路径下产生的商誉发挥抑制作用,然后研究了股权特征对内部控制和商誉关系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约束企业的商誉规模,且只有在非国企、大股东、管理层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的样本中,内部控制才能有效地发挥对商誉规模的治理作用。进一步,本文利用变量替换、内生性检验以及PSM检验的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以保障实证结论的可靠性。最后,通过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当前的商誉规模已经给企业带来了明显的“负面效应”,具体表现在后期商誉减值的增加和托宾Q值的下降,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缓解这种“负面效应”。
本文为探索商誉的影响机制开辟了新的视角,丰富了内部控制相关的研究文献,并且通过探索不同的股权特征对内部控制作用的调节效应,揭示了股东作为治理机制的对内部控制作用效果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也为投资者正确认识商誉、上市公司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有关部门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从而改善目前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商誉虚高现象,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商誉产生于并购活动中,公司的股东和管理层是并购决策制定环节的关键人员,其行为会对并购标的对价的确定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商誉金额。内部控制机制作为企业的“防火墙”,不仅具有提高企业信息质量、提升经营效率的作用,还能改善企业治理结构,对管理层和股东行为产生监督和制衡的作用,从而强化风险管控的功能,防范商誉泡沫化风险。而现有的关于内部控制对商誉影响机制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以2008年-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管理层过度自信以及信息不对称理论厘清了泡沫商誉的产生路径,并分析了内部控制是如何对不同路径下产生的商誉发挥抑制作用,然后研究了股权特征对内部控制和商誉关系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约束企业的商誉规模,且只有在非国企、大股东、管理层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的样本中,内部控制才能有效地发挥对商誉规模的治理作用。进一步,本文利用变量替换、内生性检验以及PSM检验的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以保障实证结论的可靠性。最后,通过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当前的商誉规模已经给企业带来了明显的“负面效应”,具体表现在后期商誉减值的增加和托宾Q值的下降,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缓解这种“负面效应”。
本文为探索商誉的影响机制开辟了新的视角,丰富了内部控制相关的研究文献,并且通过探索不同的股权特征对内部控制作用的调节效应,揭示了股东作为治理机制的对内部控制作用效果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也为投资者正确认识商誉、上市公司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有关部门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从而改善目前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商誉虚高现象,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