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余华可以看作是中国新时期小说以一种比较的视域，向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寻找写作资源的两个代表性作家。基于一种传统的文化底色，贾平凹把和谐作为他的作品的基调，或者表现出对不和谐的焦虑，重建和谐的努力，而余华则是把暴力作为他对现实存在的文化观照。这两种文化观照决定了他们小说深度模式的建构方式，贾平凹是立足于传统的正向追寻，忧患，是他构建深度模式的心理底线，而余华则是颠覆一切既有的文化成规，以一种否定的方式营构他的深度模式。在叙事上，两个作家与之相应地采取各自的叙事模式，贾平凹是在对现实的实在性的认同中展开他的叙事，在人与实在的同一中进行着他的文类建构，在传统的承接和大众的期待视野中发挥出它的丰富性，它没有让觉察出一种文类上陌生性，这是一种正向的建构。与贾平凹的这种建构意识相反，余华在叙事领域做的是一种文类颠覆，作为一种对文本的阐释，我们又可以视之为反向的建构。余华的叙事观念更多地表现为对文学传统的反驳，他在文本中所做的一切似乎就是要用语言的暴力摧毁所有的惯例与准则。贾平凹在叙事上形成了他的意象化的叙事风格，余华提供给我们的则是一篇篇生存的喻言。 　　在对两个作家进行一番考察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就如何坚守我们的文学立场提出了几点看法：文学要关注当下，同时要有历史理性的观照；要打破传统和西方任何一个单一性文化视域的局限；在经历“怎样写”的探索后，“写什么”的问题再一次摆到我们面前，内容与形式的平衡是一个永在的问题；无论是回归传统或者借鉴西方，都是一个不断“回归”与“出走”的过程，不是一次往复就能完成的。只有具备这种真正的比较思维，中西小说观念才能真正走向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