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晚唐五代的古文作为研究对象，以文道关系的演变为核心线索，注重由“道”及“文”过程中创作主体的个性作用，并联系晚唐五代的政治形势、文化观念和学术思潮等社会背景，围绕古文在晚唐逐渐衰落的原因、当时古文创作的经验教训、士风演变与古文创作的关系、古文艺术在此时的新变和古文创作的地域特点等问题，以说明晚唐五代的古文创作在唐宋古文发展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补足本阶段骈散对立互融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第一章讨论了晚唐的政治背景中古文之“道”的多种内涵，既有传统观念的回潮，也有在“居安思危”政治观影响下形成的重视谏诤精神的认识，后者成为古文创作逐渐步入成熟的重要政治条件。当时这种“道”的复杂内涵造成了古文创作中利弊共生的特征，传统观念的回潮不仅促使骈文在晚唐的再次流行，而且催生了不少歌功颂德的古文。真正代表此时古文发展方向的则是谏诤精神作用下体现讽喻特色的古文作品。以皮日休为代表的关注现实的作家，将缅怀盛世光景的理想与对黑暗现实的有力鞭挞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对比的艺术手法，张扬了古文创作的现实精神。　　第二章从“子学精神”的角度深入分析了中晚唐五代文道关系的演变。盛中唐之际，理性思考的风气逐渐形成，诸子著述受到世人关注。当时的古文家多效法先秦诸子的著述，在文章中突出个人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体现了务实致用的精神品格，这与先秦诸子著述中体现的“子学精神”是一致的。韩愈和柳宗元继承了这种精神，在由“道”及“文”的转化中十分强调创作主体的个性化因素，这正是中唐古文革新成功的重要原因。到了晚唐五代，这一精神在杜牧、李商隐等作家和皮日休、陆龟蒙和罗隐等小品文作家那里得到了延续，说明注重思考、关注现实的“子学精神”并未中断，为此后北宋古文的再次崛起准备了思想条件。　　第三章重点分析了韩门弟子的古文创作。李翱和皇甫湜分别代表了韩愈之后古文发展的两大趋势，即李翱探讨性理的平易文风和皇甫湜重视怪奇的审美取向。虽然他们从各自的向度发展了古文创作的可能性，尤其是李翱对于北宋道学家的古文有先导的意义，但忽视作者个性精神、过于模拟韩文的问题成为其作品缺少艺术光彩的重要原因，这导致韩愈之后的古文逐渐走向衰落。孙樵作为韩愈的三传弟子，其文学思想大体继承的是皇甫湜一脉。他虽有过分推崇怪奇辞采的认识，但其重视以文行道、呼吁独立不朽的道德人格的思想值得肯定，这对纠正当时以道求名的不良士风和规范古文创作的价值取向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孙樵对于古文的声韵追求别具一格，尤其是在“记”体文中，这体现了他在古文写作中吸收骈文艺术的努力，但由此也带来艰涩古奥的弊病，这种情形从整体上折射出的是韩门弟子古文衰落的现实境况。　　第四章是以杜牧、李商隐和刘蜕为中心，探讨了晚唐前期文人的古文创作。杜牧的政论文章体现出鲜明的经世致用的色彩，成为继韩愈之后古文与政治密切结合的典范，为北宋王安石等人的实用古文提供了经验借鉴。李商隐和刘蜕则以小品文创作见长，其中渗透的是个人独立的思想、抨击时弊的勇气和艺术的创造力，这也成为唐末小品文勃兴的先导。究其成功的经验，恰好与韩门弟子形成鲜明的对照，李翱等人亦步亦趋地模拟韩愈文章，而杜牧、李商隐等人则能从中唐以来思想和艺术演变的大线索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或注目于学术思潮转型中的现实精神，或发挥从元结到韩愈的小品文传统，不局限于韩文一隅，从而在文章中突出了自我的思想和艺术个性，开拓出古文创作的新境界。　　第五章探讨了晚唐五代古文创作中的士风问题。由于古文运动完成了儒学从礼乐到道德的转变，并始终与寒士文人的入仕问题紧密结合，那么寒士的道德问题便值得关注。面对功名利禄的诱惑，入仕之中难免会出现价值观念的偏颇。因此，士风浮薄、以道求名的弊端就成为制约古文发展的一大障碍。晚唐前期，以裴度和李德裕为代表的士人首先强调了作者人格的独立高洁，既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充实古文作品的内在品格，同时又能有效地改善寒士文人仕进的价值取向，使得他们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保持崇高的道德理想，这为北宋古文的纠偏提供了经验。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小品文作家出身寒士阶层，他们在唐末与乐府诗人一起构成了关心时政、抨击黑暗的主要文士群体，这体现了他们心怀理想、充满社会责任感的人格特征。而五代奏疏中所体现的谏诤特色反映了走入仕途的文士所具有的忠直骞谔的个性人格，其平易浅切的文风则成为北宋文章的务实特征的先导。　　第六章主要是论述晚唐五代古文在艺术方面的成就。作为古文在唐末五代的有力后继，小品文以其注重说理的内容表现了时人对政治、社会和人生的强烈关注，“说”、“辨”、“解”等不拘一格的文体的大量创作则打破了传统古文过于严肃刻板的风格，其表现手法的多样化和独具个性的语体形式也展示了古文艺术的创造性。这种新变还推动了赋的散文化和箴、铭等文体的化骈为散，使得古文的文体领域得到扩展，体现了小品文的时代影响力。墓志铭和厅壁记则是在古文运动中得到艺术开拓的重要文体，时至晚唐五代，写人艺术和叙事手法的继续推进增强了墓志铭的文学品格。而现实关怀的精神旨趣促使厅壁记的基调从虚饰颂美变为批判讽喻，其艺术上的提升则体现于人物个性的塑造和写景技巧的细腻，成为厅壁记艺术化趋势的重要标志。　　第七章是探讨中晚唐五代古文创作的地域特点及其成因。中唐时期，江西地区的文化逐渐得到发展，以苻载和李渤为代表的江西文人在古文方面的成就是其重要表现。他们古文作品中所具有的“通时利物”、“致君惠人”的品格，成为此时江西文风的鲜明特征，这与韩、柳等人在中唐古文革新中所倡导的关注现实、切于世务的精神是一致的。江西地区的文章创作能够在中唐时期呼应韩、柳古文革新，其主要原因是苻载、李渤与韩愈、柳宗元、崔群等中唐古文大家的长期交游。到了晚唐五代，讽刺现实、褒贬善恶的小品文成为古文创作的重要支流，江西地区同时也出现了来鹄、袁皓和沈颜等小品文作家，他们不仅延续了中唐古文务实致用的精神，而且在文体艺术表现的方面有所突破，这说明江西古文的发展能够随时势的演进而不断推陈出新，成为中晚唐五代时期古文创作整体情势的缩影。江西地区的古文在这段时期能有如此成就，与当地历代官员支持文教、崇古重儒的一贯政策密不可分，这为北宋时期江西地区古文的繁荣准备了必要条件。　　第八章通过分析“韩、李”并称的文化意蕴来透视晚唐五代至北宋中期古文发展的趋势。晚唐至北宋中期的古文评论中出现了“韩、李”并称的说法，这代表了“道统”观念成为当时古文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股思潮。从韩愈到李翱的古文创作，“道”的内涵也在发生深刻的转变，那就是日益倾向于个人道德的修养。到了北宋中期，这一转变促使欧阳修在《读李翱文》中提出了崭新的士人精神，即确立了超越一(己)得失而心忧天下的道德理想，有力地纠正了“太学体”文风中以道求名之弊，对北宋古文的成功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王通能够上升为儒学道统谱系中的重要人物，也与“韩、李”代表的古文道统成为当时重要的思想背景密不可分。从这个意义上说，“韩、李”并称无疑反映了当时古文发展乃至儒学文化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