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热点。关于人民币汇率错估的争论在随后的时间里也越演越烈。作为回应，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2.1％，并同时宣布: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从2005年7月21日的8.2765元/美元到2008年2月29日的7.1058元/美元，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已经超过了14％。但是，升值压力依然存在，人民币也在持续升值。问题随之而来，人民币还要升值吗？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根源到底来自哪里？　　总体上看，近期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论根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人民币存在低估；另一个是中国经济存在内外部失衡。由于后者可能是由前者引起的，而且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取得内外部均衡。因此，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论依据就在于汇率被低估了。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核心真的在于人民币存在低估吗？澄清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如果当前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根源在于人民币存在低估，那么人民币升值不仅合情合理，而且问题也变得简单了。因为汇率在调整到均衡值后，升值过程也就结束了。但是，如果人民币升值压力来自其他方面，那么根据低估论者所计算的升值幅度进行升值很可能无法消除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从而升值会一直持续下去。　　正是基于上述目的，本文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根源和持久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通过建立动态模型研究了持续存在的升值压力对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些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措施。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从根源上理解了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从而有助于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人民币陷入持续升值和流动性陷阱。　　本文共分为八个部分，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　　第一部分是本文的导论。第二部分考察了近期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三个来源:来自美国的贸易压力、来自理论界的人民币低估论和来自市场投机性资金的大量流入。其实这三个方面的压力可以归结为一个，即人民币存在严重低估。第三部分检验了人民币汇率是否存在低估，结果发现，人民币严重低估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实际上，中国贸易顺差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人民币是否存在低估，而在于修正的节俭困境:节俭的传统以及社会保障等制度因素导致了高储蓄和贸易顺差。在当前的美元本位制下，世界货币体系是不对称的。这些债权国只能以美元放贷而不能以本币进行放贷。当对美国的出口快速增长或贸易顺差不断增加时，容易招致美国的贸易压力。无论自身总体贸易余额和国外资产的累积状况如何，货币都将面临升值压力。在发现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根源后，这部分又根据日元的经历研究了升值压力的持久性。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证上，都不能得到汇率影响贸易余额的结论。具体来说，汇率变动在短期内对贸易余额的影响不确定，在长期内则根本没有影响。这意味着，通过汇率变动来缓解升值压力是无效的。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当前人民币所面临的处境，本文的第四部分研究了全球经常项目失衡的原因和调整方法。全球失衡主要体现为美国的外部赤字和其他国家的外部盈余。美国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预算赤字的增加和私人储蓄的下降。其他国家的失衡则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如高储蓄传统、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和石油价格上升等。虽然当前的全球失衡是众多国家共同造成的，但是，美国在其中仍然起到了主导作用。其他国家的储蓄过剩只是为美国的储蓄短缺提供了资金来源，而不是导致美国储蓄短缺的原因。正如在跷跷板游戏中，游戏的一方只有在自己愿意升起并用力蹬地时，才会在对方的帮助下顺利升起。从这个角度看，仅仅强调人民币汇率低估显然有失偏颇。由于当前人民币的处境与30多年前的日元处境极为类似，因此，本文的第五部分对日元从1971年开始的持续升值历程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传统的汇率理论并不能解释日元的持续升值，而是来自美国的贸易压力和美国经济的内外部失衡共同导致了日元的持续升值。第六部分创建了一个含有预期的资本不完全流动条件下的固定汇率模型，并用该模型研究了持续的升值压力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利率的影响。该模型预言，升值压力和市场预期将会使中国的利率下降，实际升值，并最终达到新的均衡。如果美国利率下降，或者中国国内因内需不足出现通货紧缩，那么利率将再次被迫下降，很有可能陷入流动性陷阱。在第七部分，本文提出了一些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对策。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本文的分析都表明，人民币汇率是否存在低估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就不能以汇率调整为主要手段。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有效方法在于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降低储蓄，以及改变现存的不合理政策等一系列措施。在升值压力持续存在的情况下，无论人民币是否选择浮动汇率制度，都不能解决问题。升值压力使货币政策不能独立实行，而且在浮动汇率制下，人民币可能会出现持续升值。因此，应该在人民币升值压力缓解之后，再选择逐步转向浮动汇率体制。另外，在当前全球失衡的大环境下，中国的外部失衡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因此，应该通过多个国家的共同努力来解决。第八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澄清了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键所在。第二，修正了McKinnon和Schnabl所提出的节俭困境，从而使人民币汇率问题变得更加清晰。第三，根据汇率变动对贸易影响的理论和实践，指出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持久性。第四，完整地分析了全球失衡的原因，并提出了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如同跷跷板游戏。第五，发现了日元持续升值的原因，正是美国经济的内外部失衡和贸易压力导致了日元自1971年以来的持续升值。第六，创建了含有预期的资本不完全流动条件下的固定汇率模型，并用该模型研究了持续的升值压力对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影响。本文主要不足在于:第一，除了中美双边贸易关系，还应该进一步分析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多边贸易关系，从而可以提出一些更为完善的解决方法。第二，应该进一步分析贸易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样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