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出现了深重的文化矛盾，这是一个不容忽视和否认的历史事实。思想文化作为社会的精神灵魂，它自身的危机正是社会危机的深层表现。因此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也应自觉地把它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危机。文化危机通常发生在社会结构深刻转型时期，多由新旧文化范式的冲突引起。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却是丰裕社会中的精神痛苦，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因此，对这种文化矛盾也不能通过一般的文化哲学理论来解读，而应选择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与文明相互敌视和对抗导致的。文化指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自我实现和自我生成，而文明指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社会性成果。文化与文明共同生成于人类独特的存在方式——实践当中。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人的本质就是自由自觉的创造，而文化则是人类立足于实践的一种不衰竭的追求、不停息的活动，它充分体现了人在实践活动中所具有的内在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人作为一种历史生成中的现实存在，他又必须得借助外在对象化存在证明自己的本质力量，体现自身对自然的超越，这种能证明人作为人的社会性活动成果就是文明。文化与文明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二者的统一体现在文化是文明发展的价值坐标，文明是文化发展的现实阶梯；二者的对立体现在人类的文化理想在看似繁荣的社会文明中实际找不到实现自我的现实基础，变成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表面繁荣的社会文明由于失去了文化价值理想的支撑与认同，从而失去了进一步发展、进步的动力和根基。文化与文明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归根结底是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对立统一，是人类理性精神中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立统一，是人自身与自己的创造物之间的对立统一，也是人本身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对立统一。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历史进步性充分体现在它克服了文明发展的自然局限性，使人打破了自然依赖关系，从而在社会关系中，特别是在商品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发展自己的本性。但与此同时，这种文明又具有不可克服的社会局限性，充分表现为人所创造的属人世界变成外在于人的自在世界，并且反过来统治、支配、奴役人，造成人的异化。资本主义的社会文明背离了文化发展的价值尺度，成为外在于人的强大的异化力量奴役人，迫使文化以曲折的方式批判、抵御文明的压制，这就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矛盾的实质与表现。　　 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后才充分凸显，但其病灶却在社会发展初期早已存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发展与社会结构的相对分化和逐步完善密不可分，借用贝尔的理论表述就是这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精神领域各自确立了“轴心原则”，从而促进了社会最初的健全发展。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经济领域的“效益原则”不断向外扩张和外溢，干扰甚至破坏了政治领域的“平等原则”和思想文化领域的“自我实现原则”；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的新教伦理只剩下“经济冲动力”一股力量肆意冲杀、畸形冒进，而为这个社会提供道德基础、价值根基和文化精神的“宗教冲动力”却逐渐被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酸”消解了。虽然不同时期的西方学者从各自的理论立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做出了分析和诊断，并开出了救治药方，但由于他们多是就文化论文化，没有深入到文化矛盾背后的社会危机层面深入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因此他们的文化拯救注定要失败。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说到底是由人们在这种社会形态中实践活动方式的特征决定的，是以社会文化矛盾的形式折射出人在此历史发展阶段的生存危机，是人在此社会形态中的生存困境与人在此历史阶段生存危机的双重交融。在资本主义社会，伴随人类实践能力空前增强、工具理性独霸一方，人类创造物的数量和种类也迅速膨胀。一方面，这种创造物充分彰显了人类的本质力量和外化价值；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人造物——商品、货币，本质上并不服务于人的发展需要，而真正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逻辑，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文明不仅不是文化发展的现实阶梯，而且要严重背离人的文化价值理想，失去文化的价值认同，成为钳制和束缚人发展的异化力量。这样文明成果越辉煌，文明与文化的敌视和对立也就越强烈，文化矛盾也就越深重。　　 文明与文化相背离，进而脱离文化的价值方向，成为束缚、钳制文化发展的异化力量，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而是商品经济社会人类发展的普遍状况，而由此导致的文化矛盾也就成为人类在商品经济社会难以逃脱的遭遇。其原因在于：商品经济社会的根本特征是“物化”，即它是一个彻底被“物化”了的社会!不仅人类的劳动产品都以“商品”的形式存在，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纵横于社会各个领域，而且商品经济的原则也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在商品经济社会，人只能在对物（人造物、商品）的依赖性基础上实现自身的独立性，而人对自己创造物的这种依赖又导致物的升值与人的贬值成为商品经济社会人类的文化命运。继走出在神圣形象中的异化后，人又将自己陷于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总之，商品经济社会的物化特征和人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状态必然导致物的主体化与人的物化这种主客颠倒，导致物的升值与人的贬值这种价值错位。因此商品经济社会创造的辉煌的社会文明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的自由发展，又同时造成了文明对人的发展的压抑和制约。最终，这种压抑和制约在成熟的商品经济社会又以文化矛盾的形式曲折表现出来。从关系上看，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把追求财富作为推动文明前进的根本动力、以资本的逻辑攻占一切社会领域、用经济效益原则全面屠戮人的文化世界，所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实际就是商品经济社会文化矛盾激化、片面化的展现。　　 当代中国正处于商品经济时代，而且发展商品经济也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发展商品经济、缔造商品文明的同时避免商品经济时代的文化矛盾，这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认真思考、慎重选择的问题，同时也是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蕴藏的文化矛盾为我们提供的最现实、最深刻的启迪和惊醒。其实商品经济时代由文化与文明相互对抗导致深重的文化矛盾只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潜在趋势和可能，这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社会制度本身的性质密切相关。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将商品经济社会文化与文明潜在的对立无限膨胀、扩大，将文化矛盾以最激化、最片面的形式展现出来，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本质上完全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制度，在理论上却存在减轻、避免商品经济时代文化矛盾的可能，其实现方式就是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商品经济内在、新质性结合，从而缩小、弱化商品文明与人的个性发展之间的对立。这需要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时坚持社会的发展要“以人为本”；在注重发展经济的同时防止社会生活泛经济化；大力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大领域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实现商品意识与人文精神的时代结合等原则，而最为根本的就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以社会主义文化与文明的内在和谐为最高的和谐、最大的和谐，以此全面促进人的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