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民主是当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在政治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德国魏玛时期,社会动乱、体制转型,思想家们在对德国道路设计过程中对于议会民主制有了新的理解,卡尔施米特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施米特的议会观为起点,简要分析和评价了议会民主制的现状。在总结施米特对现代议会制批判的基础上,明确了思想家关于议会民主制争论的焦点,提出改革才是议会制摆脱危机的关键,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争论的现代启示。　　 “议会民主制”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基本形式,在以往人们的观念中,它是民主政治生活中的真理,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德国魏玛时期的公法学家施米特从现实政治实际出发,对议会民主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建议德政府用直选总统制取代这种已经失去精神基础的政治制度。人们在震惊之余,发现现实中的议会民主制虽没有像施米特指出的那样处于终结,但也确实是危机四伏。施米特对议会民主制进行了那些批判和怎样看待危机中的西方议会民主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就是以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展开。　　 思想家是时代的产儿,要了解一个人的思想,我们必须到他所处的时代。因此本文在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施米特本人、他的政治思想。施米特是一位务实的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来自于对他时代问题的思索。二战后,德国政治动荡,社会濒临毁灭,德国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成为人们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施米特的《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一书,是对时代问题所作出的回答。该书影响很大,被同时代的思想家评为批判议会制的名著。　　 本文的第二部分,围绕施米特对议会民主制的批判而展开,侧重对其思想进行解读。首先,施米特用对比的方法,将议会制的理念和方法进行比较。议会制在理念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辩论性和公开性。通过自由辩论,人们可以发现真理;通过公开性,保证社会政策的公正。正是这两方面的相互结合,才使得议会准确代表民意,体现民主,反观现实议会,议员们为经济利益而达成有效妥协,政治政策是在共和国的密室里做出。理念和现实的对比,使人们确信议会制真的处于危机之中,议会制的精神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是,在人们的观念中,议会是民主的主要标志,在民主大行其道的今天,反对议会制就是反民主。议会和民主的关系成为施米特分析的另一个问题。仔细探究了现代议会制之后,施米特指出议会制是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有时候是反民主的。也就是说,议会和民主并没有传统认为的那样密不可分。在议会制的一种可能性中,施米特认为在当时德国非常状态中,议会讨论很肯能导致德国走上专政的道路,希特勒的上台就是明证。同时,施米特注意到,“代表”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迁,这是议会制危机的重要表现。最后,施米特主张用直选总统来替代国民议会制。通过对议会制的批判,施米特想通过一种强势政治来实现德国的统一、富强。　　 以施米特的批判为起点,多位思想家对施米特的议会民主观进行了回应,形成了对议会民主制的多元理解。贝拉米认为,施米特夸大了议会制的危机,他的错误之处在于忽视了议会辩论中的谅解。贝拉米认为,正是通过议会辩论,议员们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形成一致意见,而非施米特认为的“理性说服”。麦考米克则认为他发现了施米特论证的一个纰漏:在施米特的著作中议会被认为是“无休止的辩论”,但是在现实中每个议会都有一套达成一致意见的机制。他认为,施米特之所以这样,是想暴露出自由主义深层次的矛盾。墨菲侧重于对施米特民主观的理解,建议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来理解现代民主。托玛则是对施米特所认为的议会制的精神基础进行质疑。议会民主制作为现代西方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在近代政治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无容置疑的是,现实议会确实陷入经济——技术的泥潭而处于危机之中。议会民主制的改革势在必行。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议会民主制,作为人类的一种制度设计,它并不是政治传说中的神,它同样有其产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一旦失去这些发展的土壤,议会民主制的有效性、真理性和合法性将大打折扣。　　 本文第四部分提出了这场关于议会民主制辩论的启示。如果一些国家在进行制度嫁接时,不考虑具体的国情,它终将沦为行政职权的一个装饰品。在资本主义对抗封建制度的过程中,国民议会在国家权力合法性、统治阶级意志国家化、权力运行合法化和政治过程公开化等方面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到来,行政权力干预立法权,国民议会的权威性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议会政治的衰落和议会改革也随之成为了20世纪人类政治生活的一大景观。如何认识和看待新的议会状况成为人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思维,在国际国内形势纷繁复杂的当代社会,不断的进行制度改革才是议会民主的出路之所在。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深刻反思这场关于议会民主的世纪大辩论,对我们现实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