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广西德靖台地壮族社会存在的,被当地民众称为“道”[te:u~6]的宗教形态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长时间的田野观察,以“少数民族道教志”或“区域道教志”的方式,依照宗教要素,描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间道教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现时样态,旨在为少数民族道教研究提供较为详细的区域研究个案资料。同时,也希望透过具体的仪式个案,展现道教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多样性传播及影响情况。本文还将重点讨论道教的“地方性”问题,以此回应前人研究中提出的道教对少数民族“汉化”或“中国化”的影响,以及“地方道教宫观及道教科仪,实乃国家仪式在地方层面之延伸”的提法。本文试图论证:在国家政权鞭长莫及的边疆民族地区,尽管道教在初传时,通过汉堂流官“以道化夷”的努力和少数民族上层社会的主动接受,在其仪式操演中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所谓“帝国的隐喻”,但是由于传播时间较短以及当地民俗对道教仪式的改造和传统原生型宗教自身的张力等原因,道教在德靖台地表现出来的“道的外壳,本土民俗的展演”和仪式中“多坛共存”“协作主持”的文化协商状态,使得“地方性”依旧是边疆少数民族道教的特征,所谓道教促使少数民族文化的“汉化”在德靖台地壮族社会只是表象,而不是内核。道教在德靖台地呈现出“外客内土”的特点,是道教文化一体多元的体现。本文共分六章,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本章的写作目的在于讨论德靖台地作为一个文化研究单元的可能,以及展示其边缘文化特征。文中首先介绍了德靖台地的地理,按时间脉络梳理了这一地方历史沿革,同时还描述了这里的族群及其生计方式、风俗习惯和仪式专家的概况。德靖台地无论是从地理空间还是历史发展过程看,虽然和中央王朝有过一定的接触,但长期处于自主发展的状态,是中国的边缘地带。直至乾隆时期德靖台地文化上还处在与内地殊异的状态:“土邑与内地,向者语言不通,往来不接,山谷异习,衣食异宜。”明末清初改土归流后,受外来移民文化影响,其文化又呈现多元叠加性,但其地域性、族群性、特殊性依旧是占主导性的。因此即便是外来文化,也容易发生本土化变迁,这也是道教传入德靖台地后,由“客”变“土”的原因。第二章。在本章中,笔者利用地方志、文人著述、碑刻、宗教经本、口述资料等,梳理了德靖台地道教从神仙道教到宫观道教和民俗道教发展的历史。通过梳理可以看出,在道教发展过程中,土司上层、汉堂流官等与道教发展关系密切,尤其是土司的上层,他们是德靖台地壮族社会中对汉文化接受较早的群体,道教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影响了土司上层对求仙的向往和正统化仪式生活的追求。以墓碑志和口述资料反映的情况看,土司上层很可能就担任道公,是道教传承发展的推动者。道教在德靖台地的发展原因,和土司上层、汉堂流官的推动有关,汉堂流官可能利用道教作为改土归流后王化的手段,而土司上层则把道教信仰作为其对正统文化认同的标志。改土归流后外来移民的迁入,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道教文化,对德靖台地原有的宗教形态产生了影响,使得原有宗教形态,尤其是麽群体,发生道教化,更充实了道教群体。除了汉堂流官出于“以道化夷”的王化需要和土官们以道认同中化文化的自我王化需求,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长期的相对独立的土司世袭管理体制和相对封闭的环境的影响,道教传播中还体现出“逆王化”的现象的存在,关于道教祖师的造反故事是这一现象的最好隐喻。第三章。本章在田野资料的基础上,讨论了道公因担心祖师怪罪而“承祖学道、投师学道”,以及做道公需要的文化水平、宗教观念和家族因素。最后,本文还以详细的田野个案,描述受戒的过程,以此展示德靖台地壮族道公传承过程与组织方式。从田野资料来看,在道教的传承中,“承祖学道”占了主要因素。带有垄断性质的“承祖学道”传承方式保证了道教的代际传递。由于道教在德靖台地的传播一开始就只在土官、官方和商人群体中传承,因此“承祖学道”传承方式,也使得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的传承传播,一直保持由上层社会性的特点。上层社会本来就把持了德靖台地的神权,把持道,只是把持原来其他宗教形态的转换,这也是道公在德靖台地体现出地方性的一个表现。另外,除了承祖学道,德靖台地道教的传承还有投师学道的方式,即认可一般识字的人,或者说那些改土归流和近代学校教育推广后可以识字的土民(普通人)都可以学道,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宗教的土司上层和外来商人垄断道教的局面,增加了道教的本土化进程。第四章。本章以德保县都安乡收集到的《还嗣启师科》经本和德靖台地壮族道公家庭神龛为分析对象,并以大新县下雷镇土湖社区合龙屯的安神迎花仪式为个案,展示德靖台地壮族道教复杂的神灵系统。从这些经本、神龛和仪式个案看,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神灵既有道教所包括的神灵,另外还有花王圣母、土司神等本土神灵,其中花王圣母在仪式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除了道公本身,一般人并不关注道教的神灵,最重要的还是花王圣母这样,掌握生育功能的神灵。而作为村社屯的“老彝”“阿公”等土司神,又是常祭的对象。可以说,德靖台地壮族道教神灵体现显示出“外客内土”的特征,即表面上是为对外来宗教神灵的崇拜,实际上核心的崇拜对象还是本土神灵。第五章。本章讨论的是基于信仰和对神灵崇拜基础之上的,道公们企图用来实现人和这些神灵体系通沟以祈福禳灾的手段及过程,即道教的科仪及实现方式。德靖台地壮族道教仪式是一个照本宣科的通神御鬼过程,而仪式的实现需要以阴阳交泰为理念基础的秘旨的支撑。道公的秘旨既有汉传道教的基本观念,又结合当地民俗,基于本土知识和认知体系进行重新建构。在笔者观察到的仪式中,按照“照本宣科”的原则,德靖台地不同壮族不同支系的科仪结构是相似的,但是在具体的民俗展演过程中,又呈现也多样性的特点。道公们利用各种法器、文书等通神手段,和最高神和职能神沟通,同时也通过法术驱鬼逐役,道公在请诸神时多自称“臣”。从表面上看,是复制政府官员向朝廷汇报的模式,为“国家仪式在地方层面之延伸”。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到,照本宣科进行仪式的操演的背后,是本土民俗的展演过程,地方性才是其内核。第六章。本章讨论的是道教对德靖台地壮族民俗和社会的影响,以及道教与麽、末两类原生型民间宗教的关系。道教传入德靖台地后,逐渐成为成为民俗活动的组织者和解释者,道公们具有基层管理人员和宗教仪式专家的双重身份,表现出一定的汉文化色彩,使其起到沟通地方和中央的一个重要的媒介。通过分析道和麽、道和末在信仰观念、仪式手段等方面的异同可以看出,道教和本土宗地教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相互保持各自边界,又相互吸收。道在和麽互动的过程中,逐渐代替了麽的功能,使麽在德靖台地宗教生态中处于劣势,并有被道取代的趋势,也因为如此,道继承了麽的衣钵,使其显示出浓重的本土文化性。道和以女性仪式专家为主体的末之间,则形成相互利用和相互合作的关系,一方面由于和“男尊女卑”观念相对应的“道有法而末只能言”观念的形成,使得末必须依靠道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末以其女性和口承唱词优势,充当灵媒沟通人和鬼、人和祖先、地方和地方之间关系的特点,获得自身独有的宗教地位。这一独有的宗教地位包括:吸引了以女性为主的信众,迎合民众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鬼魂崇拜观念等。由此,末对道形成一种反作用力,使其不能象麽一样,被道所取代,而是维持一种即保持边界,又相互协调合作的状态,从而也使得道不能在德靖台地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