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商务领域还是政务领域，“一站式服务”都是当下颇受关注和青睐的新理念。这一概念源自英国撒切尔夫人的行政改革实践，“一站式”旨在让公民到政府机关办理有关事务时，只需在一个机关或政府服务窗口申请，就能完成所有的程序和获取所需的全部服务，而无需在多个机关或窗口间往返奔走。“一站式服务”的实现有赖于政府跨职能、跨部门的网络协同办公，它与电子政务、政务流程再造是三位一体的关系。电子政务是政府再造的同义语，作为电子政务要提供的一种服务模式，一站式服务的基础在于政务流程再造。　　 作为与信息时代相对应的政府治理模式，电子政务是以“流程中心”的体制为依托的，这与衍生于工业时代的官僚制模式下的“职能中心”体制存在着冲突。而处于新型工业化阶段的中国，所面对的来自工业化的制约和信息化的挑战，使电子政务一站式服务的发展陷入了体制困境中。这使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即电子政务与“职能中心”体制的结合将会产生“固化传统政务流程”的风险，这将会给日后的体制改革带来更大的困扰。　　 本文以行政服务中心为考察点，以电子政务一站式服务理论为线索，以一站式服务模式与传统政务模式的冲突为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浙江金华市府办事大厅和北京怀柔综合行政服务中心两个中国“一站式服务”典型案例的对比分析，在揭示和呈现一站式服务模式在我国推行的体制困境的同时，探寻到了突围体制困境的可行性路径。这对于实现电子政务一站式服务理念在我国的本土划归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行政服务中心建立的初衷是招商引资的便利、行政效率的提高和政府工作作风的转变，更多是基于行政审批改革的现实需要。在初期，行政服务中心被视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田”，经过一段发展期，行政服务中心相对于传统政务模式所取得的积极成效，使得它逐渐开始承担转变政府职能和政府管理方式以及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重任。但是，行政服务中心的办事模式并未触动条块分割的政府体制架构，前台一站式服务的流程被割裂在后台政府部门所行使的分散职能中。一站式服务模式在我国的推行始终绕不开体制困境。　　 以浙江金华市府办事大厅为先例的中国“一站式服务”，在成立初期，一度实践着体制困境下尴尬的“一厅式”现实。北京市怀柔区综合行政服务中心在现有体制下的机制创新，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体制的困境，为中国“一站式服务”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但是，部门利益的阻挠、法律规范和相应制度保障的缺乏，使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很难深入。行政服务中心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先物理集中后信息化”的向电子政务一站式服务演进的现实路径，但是，我国行政服务中心和电子政务发展实践的脱节，又从深层次上制约着我们向一站式服务演进的步伐。当务之急是在巩固和发展已有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将行政服务中心有效地纳入到电子政务的发展规划中，并借鉴政务流程再造的理论和流程管理的科学方法，构建大厅“一站式”和网络“一站式”并行对接的真正意义上的“一站式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