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苏雪林重新进入大陆学术界的研究视野，对她的界定基本仍停留在一个美文作者，或一个偏于保守的文学批评家等判断水平上。这种已有的判断，其因在于对当时文学潮流和动向考察的缺位，使研究缺少了历史的深刻性，同时还因缺乏发展变化的眼光，而使研究对象变得平面和单调。借助于近年来学界关于文学思潮研究的成果，把苏雪林纳入思潮视野下予以观照，就能更清晰地呈现出她整个写作生涯中文学思想的流变过程，从而更准确地解释其每一阶段思想发生转向的外部和内在的原因，使一个相对真实、丰满的苏雪林走进今天的文学史。　　第一章，从启蒙到古典:苏雪林文学思想的流变。本章从“冰雪聪明”提法的遮蔽性谈起，主张把苏雪林研究放置于更开阔的文学思潮背景下进行考察;在厘清了文学思潮、启蒙主义、古典主义等概念之后，认为苏雪林的文学思想实际上是一个从启蒙主义到古典主义的流变过程;落实到具体层面，其创作生涯则可以划分为启蒙书写、道德批评、民族想象和政治依附四个阶段。　　第二章，启蒙书写:苏雪林20年代写作的姿态。本章着眼于苏雪林20年代的创作，从两个向度展开论述她的启蒙书写:一是发现自我。这一时期的苏雪林通过《棘心》、《绿天》、《玫瑰与春》等自传性作品向内心开掘，审视自我，呈现出个体在追求自由、独立过程中的种种抗争，多是以痛苦的挣扎，阶段的胜利，然后终趋失败的过程，反映了“五四”一代青年在新文化、新思潮的冲击下的觉醒站立，以及觉醒后突破自我的难度。二是国民性批判。除了对内的自我追问，苏雪林还把批判的视角指向外部世界。她一方面在《语丝》上发表《在海船上》、《归途》等辛辣的杂文，对国人由内而外的种种劣根性进行了独到的刻画和尖锐的批判，另一方面则通过《生活周刊》上大量的时评写作来针砭社会时弊，呼吁社会改良。　　第三章，道德批评:新人文主义立场和人格论文学批评模式的确立。本章指出，30年代的苏雪林与新月派保持较为密切关系，其文学思想开始转向新人文主义的立场，她像梁实秋一样提出以永久、普遍的人性为文学表现的中心，提倡健全的文学观;并着重分析其30年代颇有成就的新文学批评，分别论述了“人格论”前提、敢于主体判断，及与所论者处于同一境界等特点;同时探讨了她在鲁迅去世后举起“反鲁”大旗的原因，认为是她的“人格论”批评模式发展到极端的逻辑结果。　　第四章，民族想象:苏雪林的抗战写作。本章认为，随着抗战的全面开始，苏雪林转向民族主义文学创作，主要分析她那复杂的民族意识，既有种族论的因素，也有国家主义的指向，同时还反思启蒙主义，鼓吹尚武精神;详细分析了历史小说集《蝉蜕集》，认为作者在这种呼应时代主题的写作中，没有僵化自己的审美感觉，坚持把生冷的史料人情化和心灵化，既完成了与时代共振的任务，也没有丧失文学本身独立的审美品格，体现了抗日文学的较高水准，可以作为民族主义文学的范本。　　第五章，政治依附:晚期苏雪林的政治性书写。苏雪林后半生的文学活动主要在台湾，本章把这一阶段的写作定位为政治性书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呼应台湾当局提倡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发表大量文章提倡恢复旧伦理，实际上是为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提供理论根据;二是继续高举“反鲁”、“反共”大旗，响应“战斗文艺”，甘愿充当政府的文艺“纠察队”员，以帮助当局“清扫”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