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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市场经济地位是反倾销调查中的专用名词,当案件发起国认为被调查国家不满足市场经济条件时,可以采用第三国即“替代国”的成本数据来计算正常价值,以此确定倾销幅度。自1980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均采用“替代国”制度,且美国在选取替代国时具有较大的自主选择权,所以选取的替代国多种多样。然而,由于中国与替代国在技术、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所以第三国的成本数据往往要高于中国,这就导致美国方面计算的中国产品成本高于中国的实际成本,因此中国出口的产品价格会被认定偏低,这样不仅导致倾销判定容易成立,而且倾销幅度也会被扩大化。
然而,由于难以将非市场经济地位这一因素单独剥离出来,目前仍然缺乏对非市场经济地位到底对中国遭受反倾销以及中国对外贸易有多大影响的量化分析。本文尝试以对华反倾销最多且一直使用替代国做法的美国为例,筛选出同一案例中同时涉及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反倾销案例,比较中国企业和其他国家企业被征收不同反倾销税率的情况,进而分析这些反倾销税对我国对美出口的影响,从而较准确地评估非市场经济地位因素如何导致中国企业在美国反倾销中遭受歧视以及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对美出口。
本文通过分析40个美国对来自包括中国的不同国家的同一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例,发现这种非市场经济地位下的“替代国”做法确实导致中国大部分产品被征收了比市场经济国家更高的反倾销税率,替代国的不同也会对反倾销税率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存在对涉案产品出口也会产生贸易限制和转移效应。首先在贸易限制效应方面,从出口数量来看,在调查期间以及终裁结束后的初始期间,中国与市场经济国家对美出口的产品数量和增长率都受到了影响,且中国受到的影响程度更大一些,但是后期负面效应都在逐渐削弱;从出口价值角度来看,结论类似,其不同之处在于以价值测算时,其受到负面影响的产品范围有所扩大,部分产品受到影响的程度也更大一些。其次是在贸易转移效应方面,从纵向角度看,调查期间及调查结束后第一年,贸易转移效应较为明显,后期则出现削弱现象;从横向角度看,出口价值和出口数量变化结果略有不同,以出口价值测算,调查结束后第三年贸易转移效应才出现一个较为明显的减弱,但是从出口数量角度来看,调查结束后的第二年贸易转移效应就明显被削弱,且减弱的速度也较快。
然而,由于难以将非市场经济地位这一因素单独剥离出来,目前仍然缺乏对非市场经济地位到底对中国遭受反倾销以及中国对外贸易有多大影响的量化分析。本文尝试以对华反倾销最多且一直使用替代国做法的美国为例,筛选出同一案例中同时涉及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反倾销案例,比较中国企业和其他国家企业被征收不同反倾销税率的情况,进而分析这些反倾销税对我国对美出口的影响,从而较准确地评估非市场经济地位因素如何导致中国企业在美国反倾销中遭受歧视以及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对美出口。
本文通过分析40个美国对来自包括中国的不同国家的同一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例,发现这种非市场经济地位下的“替代国”做法确实导致中国大部分产品被征收了比市场经济国家更高的反倾销税率,替代国的不同也会对反倾销税率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存在对涉案产品出口也会产生贸易限制和转移效应。首先在贸易限制效应方面,从出口数量来看,在调查期间以及终裁结束后的初始期间,中国与市场经济国家对美出口的产品数量和增长率都受到了影响,且中国受到的影响程度更大一些,但是后期负面效应都在逐渐削弱;从出口价值角度来看,结论类似,其不同之处在于以价值测算时,其受到负面影响的产品范围有所扩大,部分产品受到影响的程度也更大一些。其次是在贸易转移效应方面,从纵向角度看,调查期间及调查结束后第一年,贸易转移效应较为明显,后期则出现削弱现象;从横向角度看,出口价值和出口数量变化结果略有不同,以出口价值测算,调查结束后第三年贸易转移效应才出现一个较为明显的减弱,但是从出口数量角度来看,调查结束后的第二年贸易转移效应就明显被削弱,且减弱的速度也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