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国家严厉打击腐败的目标,加强对公职人员行为的监督力度,通过监察体制改革将监察委员会作为专门的监察机关,实现对所有公职人员职务违规、违法行为的全覆盖。相应的,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职权转移至监察委员会,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适逢八二宪法、七九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以及监察体制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检察机关的职权内容、组织结构发生了相对深刻的变化,且幅度较为宽泛。由此,“积极派”的学者认为,作为检察机关发展的新契机,检察机关应抓住机会强化与巩固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消极派”的学者则持相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移至监察委员会后,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撑,检察机关自产生时起便享有侦查权,这无疑动摇了检察机关的根基,改变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属性。然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属性并非空谈阔论便能有所取舍的。自1982年《宪法》将检察机关界定为法律监督机关以来,截至最新宪法修正案的出台,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并未改变。尽管其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关于检察机关的职权规定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更迭,却也只是在监督对象与行使程序方面做出调整,并未脱离监督机关的根本定位。相应的,为了适应当下多重体制改革并行的背景,突出与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属性,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概括+列举”的方式指出“法律监督职权”的具体内容。其中第21条创设性提出“法律监督职权”的概念及行使方式,第20条进一步以列举的方式将职权内容予以细化。《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0条列举了八项职权内容,其中第八项作为兜底条款,“其他职权”的表述涵摄了法律监督职权内容的丰富性。如果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视为一棵权力树,树的主干与精髓则是监督法律实施的宪法使命,而八项具体的职权内容则可被视为树的每一个分支。根据每项职权行使的程序特征,八项支干又可概括为侦查权、诉讼职权以及非诉讼活动监督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