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利用了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等传统要素的成本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促进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传统的依赖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已经难以持续，必须积极培育新一轮的比较优势。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成本不断上升，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带来了诸多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不仅使我国长期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且带来了一系列的贸易争端并造成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因而，我们应通过对动态比较优势产业进行有效识别和积极培育，构建中国新的比较优势。而中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实行的渐进式的制度改革极大地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丰厚的“制度红利”。但现阶段中国在诸多领域仍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扭曲，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全面、深入地推进改革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经济制度的改革将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要任务。因此，结合上述阶段性特征，研究制度对于中国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的影响，对于我们积极培育新一轮的比较优势产业，促进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的研究制度与产业比较优势关系的文献都是比较零散的，缺乏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从这些文献得出的结论仅仅是基于某一种制度或者针对某一类产业。并且现有文献忽略了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而中国是一个制度转轨的国家，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构建一个包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制度与比较优势关系的一般性分析框架，针对中国的问题进行系统和全面地讨论。我们的研究需要着重回答的问题是:在一般意义上，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产业的比较优势？其理论机理是怎么样的？哪些领域的制度改革对于中国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是至关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如何影响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在制度环境不断改善的过程中，那些产业会具有动态比较优势，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为了促进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积极转换，我们应该实施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以及政策措施？　　针对以上的这些问题，本文将分为八个章节进行详细讨论，具体的安排如下:　　第一章首先结合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现实背景，提出本文的研究主题，指出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接下来对本文的主要概念进行阐述，界定研究对象，构建文章的研究框架并安排主要研究内容;最后我们总结本文的研究方法，并对本文可能具有的创新点进行说明。　　第二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首先分别对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以及制度与比较优势的相关研究进行归纳和总结，然后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建立制度与比较优势的理论联系，在此基础上，构建出制度与比较优势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在制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各行业的制度密集度又取决于交易的技术和经济特征。　　第三章我们给出中国的制度环境以及产业比较优势的现状描述，并从历史的维度分析两者的关系。首先，我们分析了中国整体以及各地区的制度环境，通过归纳中国制度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找到其背后的根本因素是产权制度和法制环境，指出了中国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主要领域;其次，我们使用产业的出口结构以及比较优势指数，刻画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优势产业的演变轨迹，即由资源密集型到劳动密集型再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动态转换;最后，我们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研究了制度改革如何决定产业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结论表明，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制度密集度由低到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这些行业的制度环境也是渐次改善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密集度的这种交互作用决定了我国比较优势产业的演变路径。　　第四章构建制度环境影响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的理论机理。第二章中，我们给出了制度与比较优势的一般性分析框架，但该框架缺乏严谨的理论论证。在第四章中，我们对该分析框架进行了理论上的深化，在一个纳入制度要素的拓展的H-O模型中，逻辑严谨地构建了制度与比较优势的理论联系。然后，我们基于交易的多种维度，如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以及分工等，阐释了各行业制度密集度的异质性，以及基于这些维度，制度如何具体地影响比较优势。最后，为了使我们的理论机理可以被实证检验，我们基于交易的上述维度构建了各行业制度密集度的衡量办法，即技术密集度、资本密集度、契约密集度和产品复杂度。　　第五章在构建影响机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数据，从正式制度的视角实证分析制度与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的关系。我们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使用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出口作为比较优势的衡量指标，考虑了市场化、知识产权保护、法制环境、政府干预以及契约执行效率等方面的制度，计算并使用了行业的技术密集度、资本密集度、契约密集度和产品复杂度等制度密集度的衡量指标，对制度与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检验。结论表明，上述制度环境的改善使得技术密集型产业、契约密集型产业以及产品复杂度较高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我们进一步给出了二位码层面的具体产业分类，作为我们培育比较优势产业的目标产业。　　第六章进一步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研究制度对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的影响。同样利用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出口作为比较优势的衡量指标，使用了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以及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我们检验了政企关系、诚信环境以及行业协会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政企关系、诚信环境以及行业协会同样可以改善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使得契约密集度或者产品复杂度较高的产业具有动态比较优势。在考虑了正式制度的影响之后，诚信环境和行业协会的作用依然稳健，并且诚信环境还与正式制度之间呈现出显著的互补型关系。　　第七章结合典型的改革事件或者代表性的产业，以案例的方式分析制度环境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对本文的结论进行丰富和具体化。我们首先分析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制度密集度，对《可再生能源法》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可再生能源行业是一个制度密集度很高的行业，而《可再生能源法》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该行业的制度环境，使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后，我们对一项旨在降低诉讼成本的法规进行了评价，发现该法规的实行通过降低契约执行的成本，显著促进了契约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提升;最后，我们基于电子商务的视角，研究了信用环境对企业贷款和金融发展的影响。电子商务通过提高企业贷款的违约成本、建立企业的信用档案以及降低银行贷款的监管成本，减少了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民营企业获取更多的银行信贷。　　第八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从制度环境的完善、动态比较优势产业的扶持、非正式制度建设等方面给出了政策建议，同时还总结了文章的不足之处并指出了本文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制度与比较优势关系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对中国的情况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检验，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一些重要问题做出了回答。本文可能具有的创新点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已有的研究制度与比较优势关系的文献还是比较零散的，主要是从某一个理论视角切入，研究某一种制度对比较优势的影响。而本文则在拓展的H-O模型中，构建了研究制度与比较优势关系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从多个维度衡量了行业的制度密集性，并基于多方面的制度环境的衡量指标，系统检验了制度环境与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关系。　　第二，在研究视角上，已有的研究制度对比较优势影响的文献主要是基于正式制度的研究视角，对非正式制度与比较优势关系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都较为缺乏。考虑到中国的转轨特征，非正式制度在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也分析了政企关系、诚信环境以及行业协会等非正式的制度对于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的影响，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拓展。　　第三，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现有的实证研究对制度的分析一般以跨国研究为主，这种跨国研究无法解决各国在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存在着遗漏变量的问题。而本文的研究则以中国为对象，基于各地区的制度环境的差异展开分析，可以有效地避免实证分析中的遗漏变量问题。此外，现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产业层面的分析，而本文则主要进行企业层面的分析，为研究制度对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的影响提供了微观基础。　　第四，在研究指标的选取上，现有研究对产业比较优势的刻画都是从贸易的视角展开的，这种衡量方法对不可贸易商品的适用性是有限的。并且由于出口可能是企业回避国内市场竞争的不得已的选择，再加上出口还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譬如企业的融资约束，出口审批管制等，贸易并不能全面、准确地衡量产业的比较优势。因此，我们结合比较优势的内涵，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也视为比较优势的衡量指标，更全面和准确地考察了制度环境对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的影响。　　第五，我们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从制度环境与行业制度密集性交互影响的视角，系统分析了制度变革对我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的影响。据我们所知，这是一种比较新颖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比较优势演变的研究视角。此外，为了使本文的研究结论更为具体和直观，我们还采用了案例分析的方法，从制度与比较优势关系的视角，对一些政策的效果进行了评价。譬如，我们分析了《可再生能源法》如何通过改善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制度环境促进该行业的快速发展;采用前沿的DID方法评价了《诉讼费交纳办法》的修订的政策效果;从电子商务的视角，研究了信用环境的改善如何影响企业的融资和金融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