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体精神的高扬看中晚明革新派文学思想的发端——从唐顺之到李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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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以前诗文等各种主流文体的创作和批评都曾极盛而衰,因此明代文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可谓困难重重。面临着前代文学的繁荣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明前中期文坛盛行着一股复古之风,为的是要在对古法的学习揣摩中寻得自己时代文学发展的出路。这股复古思潮终在前后七子那里被推扬至一顶点:他们以复古为旗号,着意于从诗文的外在形式上师古人之法;然而其流弊以至于贵“法”而贱“意”,贵古而贱今,终究不免流于文字上对古人的剿袭摹拟。在复古风气将文学发展带入这一困境之后,一股高扬作者主体精神、推崇自然质朴之作的革新思潮悄然兴起,经过唐顺之、徐渭、李贽、汤显祖等人的不断推扬鼓荡,这股思潮终因晚明公安派之兴而达到高潮,复古之风也为之廓然一清。 今天看来,革新派诸家的文学思想一直是沿着两条十分清晰的脉络进行:一是作家主体精神不断高扬,并见之于文学作品内容之中;二是对创作形式日趋本色自然的追求。应该说,革新派的文学思想实际是针对复古派着重于从创作形式上师法古人的一种反动:他们对创作中作者主体精神的高标,乃是源于复古风气中作者主体精神的极度匮乏和缺失;而对自然质朴的创作风格的追求,则是为了救治复古派流于文字形式上的剿袭模拟之弊。在这两条脉络中,又以作者主体精神的不断高扬为核心——正是因为革新派无一例外地都将作者主体情志的表达视为创作之第一义,才使得他们在创作和批评的过程中重又走回自家内心,以自家之心为作文、论文之据,而不再盲从胶执于古人之法,贵古贱今;此外,既以作者自家精神情感的流露宣泄为第一义,那么作为其载体的创作形式便当服务于内容之需,应以自然质朴为高,不必究心于从形式上执定、师从某一法,贵“法”而不见“意”。可见,革新派正是以高标作者的主体精神为核心,从而展开对复古派创作与批评的全面反动的。 唐顺之(字应德,号荆川)与李贽(字宏甫,号卓吾),二者皆活跃于中晚明革新思潮的发端期,他们分别以各自论文的“本色”说和“童心”说给予后来的革新派诸家以极大启发,因而被看作是革新派的先导人物。二人论文皆重在高标作文者在创作中的主体地位,推崇自然真实表达作者主体情志之作——可见,革新思潮在其发端期便已显示出对作者主体精神的强烈关注。而唐顺之与李贽,其论文之调之所以迥异于时人,究其要则在于二人自身学术思想之影响:二人之学乃受力于王阳明“致良知”之学,虽未亲炙阳明之教,却皆受阳明弟子王畿影响甚巨。在明代,融通了三教思想的阳明心学既已在学术和思想界掀起了一股个性解放思潮,身兼学人与文人的唐顺之和李贽,便率先将这股思潮引入文学的创作评论之中,从而引发出高扬作者主体精神的中晚明革新派文学思潮。具体说来,荆川之功,在其率先将人们作文论文的焦点由创作形式转向创作内容,他以“本色”说将创作由师古人之“法”转为师自家之“心”,从而在明代文坛第一次明确高标了作者的主体精神。然而荆川为文所师之“心”,实际是他那本于阳明心学的“天机”,是儒家之道,是善。如此,荆川对作者主体精神的标举虽然打破了复古派胶执于形式上的摹古之弊,却依然承袭了自古“征圣、宗经”这一以“道”(即“善”)为核心的论文之路;而对“道”的关注,使得创作之源愈加枯竭,并最终将荆川引上了以道废文的道路上来。因此,荆川的“本色”说虽然给晚明革新派文学思想以极大启发,但是它所延续的传统以“道”为核心的论文之路却不可能顺利通往晚明革新派诸家的论文真义。比较起来,同样是将论文目光转向创作内涵,同样是对文章内涵所传达出的作者主体精神的关注,李卓吾的贡献在于他以“童心之自文”公然打出了以“人”为核心的论文旗号——不同于传统的论人以善,卓吾是以“真”来论人。他以道德义理若不出于个人生之当下,便皆为形骸化的道理闻见——如此,荆川所执之“善”在卓吾看来恰为应该弃绝的道理闻见,自然不可以此作为论文之据。而卓吾以“真”论人,便是要在彻底祛除了道理闻见所执之后,在各人生之当下实存处,去亲见人人生生的本来面目。在这本来面目中,他发见了历来被儒者所否定、忽视的人之私欲,而卓吾以其对这生之本来面目的忠实,将私欲与善一并纳入了“理”中。这样,一个由“真人”而彰显的真实人生便进入了卓吾创作评论的视野之中,它既包括善,当然也包括非纯然之善的人之私欲和情感。卓吾的“童心”之自文,以其对真实人生的真实写照,既否定了复古派作者主体精神极度匮乏的摹古主张,也否定了荆川以“道”为核心的“本色”论文说;而荆川所沿袭的论文以“善”之传统既已被卓吾论文以“真”所替代,那么,传统文学所担负的明道教化的功能便逐渐消散,文学创作成了作者一腔不容已之情怀的尽情宣泄。如此,卓吾以其对作者主体精神的重新认识,极大丰富了创作之源,使得其后革新派诸家为文之眼界愈阔,以至于无所不写,无不可写。而晚明革新派诸家也正是沿着李卓吾的路子继续高扬作者在创作中的主体地位,他们将卓吾率先引入文学领域的个性解放思潮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创作实践及评论之中,不仅给予明代文坛一直弥漫着的复古风气以致命一击,更以其张扬个体性灵之真的不羁之作彪炳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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