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分为六章。　　第一章，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问题研究。本章主要对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含义进行了界定，对与此相关的一体化、国际化、自由化等名词进行了分析。现代信息技术、微观经济主体的趋利性和市场经济体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迅速发展的国际自由贸易、跨国公司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国际资本流动席卷全球、全球企业跨国并购热潮以及以网络为主的知识经济的兴起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金融对外开放的本质是使一国金融体系由封闭走向开放，走向成熟。这种金融深化是逐渐发展而形成的，深化的程序也是由浅至深的，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金融市场全球化和金融机构全球化是金融全球化的两个最主要的表现领域。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反全球化的运动也在兴起。这是因为全球化带来了诸多不利的消极影响和严重后果，包括全球化加深了全球贫富的两极分化、加剧了全球的金融投机和风险、加深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独立自主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作为任何国家都不能回避的大趋势，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发展中国家只有在认清经济全球化是不可回避的大趋势的前提下，采取相应的措施，努力营造合适的环境。只有重视风险防范，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位置，获得应有的竞争力。　　第二章，金融理论的发展。“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原型主要是分析了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蒙代尔统称为稳定政策）的稳定效应。通过引入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模型揭示出稳定政策的有效性极大的受到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并且，不同稳定政策的作用还依不同的汇率制度而不同。近年来开放宏观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主要表现为对以往各种分析方法的综合，这些方法兼顾了动态环境下具有名义刚性的垄断生产者和理性预期的经济行为人。奥布茨菲尔德和罗高夫等人采用的新的分析方法将“市场定价”原则纳入模型，被称为“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模型”，它既解决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中存在的问题，也顾及到以往实证性的、不完善的跨时模型中存在的规范化问题。新模型可广泛应用于国际金融学领域。　　第三章，发达国家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人类刚刚步入21世纪，世界经济就经历了一次剧烈的下滑。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全面减速。这次世界经济衰退，是在美国和日本陷入衰退，欧洲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发生的，三大地区的经济周期在衰退阶段再次同步。衰退通过新的国际分工迅速向世界扩散，演变为全球性的衰退。60年代末期以来开始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的金融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金融业的面貌。新的金融工具、新的金融市场和新的金融机构不断出现，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适当的载体。但是金融创新通过加速推动国际资金投机活动而加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和风险，形成国际金融市场的脆弱性。金融创新使得市场参与者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和监管者的监管方式相对滞后。金融机构所具有的过度借贷的内在冲动，是造成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或内在不稳定性的核心原因。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经济的虚拟性、泡沫化。虚拟经济的发展总体上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如果虚拟经济发展过度，任其与实体经济脱离越来越远，也会对实体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第四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消除金融抑制，纷纷采取了促进金融深化的相关措施。金融自由化改革措施的实施不同程度地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但是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大部分结果，并不令人十分满意。就整体而言，亚洲及拉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由于普遍超越经济发展的阶段和速度，改革措施与时序安排不当，因而在以利率自由化为中心的金融改革过程中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挫折和危机。　　1980年前后发表的关于金融危机的第一代模型研究是以发展中国家80年代中期以前发生的货币危机为考察背景，表明投机性冲击是在市场预期国内经济政策出现根本不一致时做出的理性反应，特别是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国内信用的过度扩张会导致国际储备损失，这种损失是逐渐的，但却是持续的，最终会引发投机者对该国货币发起冲击，这种冲击将很快耗尽该国储备，并迫使当局放弃原来的汇率。第一代模型强调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间的内在矛盾导致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投机性冲击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断恶化的基本宏观经济因素和错误的政府政策选择。第二代模型则认为，固定汇率制度只有与其他政策可以协调时，才有可能得到维持;在危机发生之前，基本经济因素不一定会发生显著变化。模型假设宏观经济政策不是事先确定的，而是对市场预期的一种反应;宏观经济政策也不是僵硬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间进行权衡和调整，这一点会影响经济主体预期的形成。与此同时，经济主体的预期及行为的变化又会影响到某些宏观经济变量，使经济变量随之做相应调整。这种相互影响可能会导致多重均衡和（或）导致危机的“自我实现”。第一代和第二代模型分别注重于隐藏在货币危机背后的不同的逻辑侧面，每一个模型都可以很好地解释历史上的一些案例。但是，上述两代模型用来解释1997年发生于亚洲的金融危机的特性和原因似乎是困难的。解释1997年亚洲危机特性的第一个尝试是基于国际借债道德风险的观点。克鲁格曼做了公式化第三代模型的一个有价值的尝试。　　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银行机构通常是主导性的金融中介。在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下，信用形式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其资金都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入银行体系。银行体系相当于传感器或放大器，将局部的经济问题扩散开来，造成全面的金融危机。金融全球化更是加剧了发展中国家银行的脆弱性。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一国的银行部门更容易获得国外的流动资金，从而为贷款扩张创造了条件。如果此时银行体系健全有效，并且监管有力，国际资本流入不太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额外的风险。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家对信贷机构管理不严，银行内部控制也相对薄弱，缺乏严谨的收益衡量和风险评估制度，致使信贷资金分配不当，流入高风险的部门，银行的不良资产增加，尤其容易受到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从而对国内的银行体系产生系统性破坏。　　第五章，中国金融业改革研究之一——银行业的改革。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中国金融体制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金融模式已经被打破，市场金融模式初步建立。但目前的中国金融体制尚存在诸多问题，如金融机构产权不清;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银行业垄断程度较高;金融监管不力等等。由于银行业在我国金融体制中占据的重要地位，银行业的改革和开放在中国加入WTO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就愈发显现出紧迫性和重要性。首要的就是推进和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和银行制度改革。国有银行改革的重点是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商业银行运行机制。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是进行股份制改造。因为国有银行自身的产权改革、资产重组以及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都需要时日。这在客观上决定了要增强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力，就不仅要依靠改革，也要注重发展。发展的思路就是以开放促改革，以竞争促进效率。为此需要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在银行业的对内、对外开放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进一步充实现有的银行体系。其中发展各种新的区域性银行、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以及各种股份制银行就是极其重要的战略性抉择。　　在银行业综合经营成为当前国际金融的主流发展模式的情况下，我国仍然实行的是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但是，在中国已经加入WTO，将面对全球金融业竞争的背景下，如果未来在商业银行和证券市场之间继续保持过于严格的管制、分割，缺乏良性的资金互动机制，工具和业务品种单一凝固，将严重制约我国商业银行和证券市场各自的竞争力和发展动力，在向其他WTO组织成员国开放金融服务市场的压力下，我国银行和证券业各自的生存危机空前加剧。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国际金融发展的趋势，适时地将我国的金融发展模式过渡到综合经营模式。实践中，一种既不违反分业原则又能实现金融业务综合化与全能化的金融控股集团模式，将成为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制度选择。存款保险制度作为一种金融保障制度是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银行信用，稳定金融秩序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国有银行纷纷改制、重组的背景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就成了我国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存款保险作为事后防范手段，弥补了金融监管滞后的弱点，可以作为防范金融危机的一道重要防线。　　第六章，中国金融业改革研究之二——金融市场的改革。利率市场化作为金融市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我国金融产业走向市场的重要步骤之一，也是国民经济运行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上来的基本标志之一。我国的利率体系将是统一利率、有限浮动利率和自由浮动利率三个层次并存，不同的金融工具适用不同层次的利率。央行将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浮动幅度，规定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等过渡方式，最终建立市场利率体系。在金融体系演化的进程中，传统商业银行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式微，资本市场承担大部分金融功能。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是一种静态竞争、动态互补的关系。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的竞争与互补，将不断地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推动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资本项目可兑换是金融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随着中国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将日益开放并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要求外汇管理逐步与国际接轨，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是一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