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上市公司在国有企业改制进程中形成了特殊的股权结构，国家控股虽然能够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主体缺位影响了有效公司治理的建立；流通股力量有限，普遍采取搭便车的行为，主要进行短期投机操作，难以影响公司治理；大股东利用控制权优势，将自身利益与整个上市公司连在一起，进行关联方交易、转移上市公司资产等破坏上市公司治理的行为。股东是公司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的主体，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通过研究股东行为，来解释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绩效的关系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有着极大的意义。 从逻辑上讲，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绩效应当没有直接联系。公司治理绩效反映的是公司现有资源执行各项决策时的产出，而股权结构是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安排的基础。因此不同的股权结构安排必然影响股东控制和监管的能力和动机，从而影响股东的决策行为，最终影响公司绩效。即公司绩效应该是股东行为的函数，而股东行为又表现为股权结构的函数。因此本文对股东行为特征进行单独的重点研究。 Berle和Means在1932年提出的“两权分离”的观点，即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其逻辑起点就是把公司股东看作广泛分散且不能有效干预企业运营的同质集团。股权高度分散的小股东面临搭便车的难题，每个股东都不会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监督，从整体来看，股东丧失了控制权，从而凸现了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代理成本。因此研究股权结构时仅仅围绕股东和经营者的代理问题无疑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但是根据Demsetz(1983)的理论，大股东由于现实约束或无法承受企业的经营风险，通过分割股权协议得到了一个可接收的风险。其他投资者通过参与这一协议享有了部分所有权，然而控制权仍集中在大股东手中。对小股东来讲，他们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了，但本应属于整个股东所有的控制权却转移到了大股东手中。另外大量的实证结果也使本文相信真实的股权结构特征更类似所有权和控制权“部分分离”，公司股东并非完全缺位，更不是同质的利益集团，并以此作为全文的逻辑起点。 在股东集团内部，控股股东和小股东是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的股份性质不同，面临的风险不同，对监督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当小股东没有足够的股权激励，其搭便车行为会导致公司经营者成为公司事实上的控制者，并依赖其对公司的控制权损害股东的利益。但是，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大股东在公司利益的增加使得监督经营者变得有利可图，因此，集中的股权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股权分散情况下的“搭便车”行为。同时，股权比例的提高也增强了大股东谋取私人利益(即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能力。关于控股股东的行为特征，本文从控股股东与公司或小股东的两种不同的关系来分析，一种是利益一致效应，另一种是利益侵占效应。本文采用了模型来解释上述理论，得到结论：当大股东持股达到一定比例，能够产生监督激励；股权集中度较高时，制度性的缺陷越大，大股东越有动力去侵占小股东利益。接着本文又接着从其他角度，即将股权结构特征分为控股股东所持有的控制权(controlrights)与现金流量权(cashflowrights)的结构特征，来分析了股权结构对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 股东的持股数量和股权结构分布差异决定了公司的治理机制，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才决定了公司的治理绩效。股权结构对公司的治理影响主要依靠的治理机制，即：激励约束机制、监督机制和外部接管机制。本文在这三种机制的范围内分别研究了股权结构的三个关键因素(股权集中度、股权属性及股权流通性)与公司治理绩效的关系。 本文在研究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绩效的关系时，选取了单一行业进行研究。最终选取了2002-2004年房地产业31家房地产类上市公司作为分析对象，以净资产收益率作为治理绩效评价的指标，从股权集中度、股权控制类型和持股比例三方面探讨了公司的股权结构与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发现，公司价值与公司股权的集中度并无显著相关关系，只是其中代表股权控制相对集中程度的Z指数与公司经营绩效表现出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国家股比重和流通股比重对上市公司治理和管理行为及其经营业绩都缺乏影响力，法人股比例却表现出了对公司治理的显著负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在房地产行业，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相关关系，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还有更多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且房地产行业的经验研究并不能推广到其他上市公司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明确提出关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改革建议可能是一种冒险，本文只是进行了一定的思考并保持谨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