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着眼于东西方传播观的萌生时期，力图通过一种基于文献、模型、思辨的比较研究方法，较为全面地梳理孔子与柏拉图的传播观。文献方法用于细致描述两种传播观的原貌，模型方法用于直观把握两种传播观的特点，思辨方法用于深刻揭示两种传播观的精义。并且，从文献方法经模型方法到思辨方法，层层比较，步步深入，最终对两种传播观的异同作出较为系统的辨析。由社会传播的根本矛盾和主要任务决定，孔子与柏拉图传播观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即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合意。在深层次上，孔子与柏拉图都把传播视为社会合意的建构性力量。在浅层次上，他们都强调依据中庸或取中的原则达成天下归仁或理知第一原理“善”，即获取社会传播三角的理论最大负熵值。由于受到仁礼思想和相论体系的不同影响，孔子与柏拉图提出的实现传播终极价值的方式却是不同的。在深层次上，体现为所指认的社会发展状况调和与冲突的不同;民智萎缩与民智扩张的不同;传播的宣教色彩与示知意味的不同。在浅层次上，则体现为传播主体、内容、媒介、对象、效果和控制方式的不同。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还对两种传播观分别做出了较为客观的理论评价，并且讨论了它们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