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唐明中、黄高斌先生搜集、整理出版的《樱花书简》收录了1913—1923年郭沫若留日期间的六十六封家书，是郭沫若早期研究的珍贵文献，其提供的郭沫若留日期间学习生活细节及相关家事等内容一直是郭沫若传记、年谱等主要的参考。关于郭沫若留日生活及其早期文学活动现存一手文献并不多，而郭沫若本人的叙述又颇具文学色彩，前后多有相悖之处，《樱花书简》所收家书实际贯穿郭沫若留日生活的始终，而且成书于上世纪80年代，根据原信手迹录入，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很少受到质疑，因此也历来为学界所重视。《樱花书简》史料的丰富性使得它一直作为可靠的佐证而以注释的面貌出现，而其或许更有意义的文献价值却长期未被开掘。实际上，《樱花书简》不仅每封书信均可作为独立的文学文本，而且作为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最关键十年中的连续性文本文献，其本身作为具体的历史的整体所蕴含的潜在学术价值亦是笔者所不敢轻易估量的。故而，本文研究的目的即是从家书、语言等角度力图揭示这种价值，并进一步探讨青年郭沫若思想、文学观念背后蕴含的可能性。《樱花书简》所录文献不仅真实可靠，而且涉及范围广泛，大到国事、家事、寿诞婚嫁、教育仕途，小到个人财务、考试、饮食起居，甚至郭沫若的心情感悟、思想变动等均有直接呈现，这决定了对《樱花书简》的整体把握需要更多的尝试和努力。本文主要从一些细节考证求辩入手，以图管窥郭沫若早期思想的精神实质。《樱花书简》另一值得重视之处是其文本的文学性，因而本文侧重关注郭沫若早年在文学领域的探索，通过将为“元弟”改诗并附“做新诗的原则”一信与郭沫若第一次诗歌爆发期其他论诗的书信关联、衔接，笔者发现郭沫若早期诗论中较之“内在律”更具其个人特色的“诗论”，也正是通过这一探索，我们对郭沫若早期文学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得以有更直观的把握。全文共分三章：第一章主要从家书、语言等方面初步揭示《樱花书简》的潜在价值——这一潜在价值实际涉及社会思想、政治、文化、哲学、教育等诸多方面——通过文学性的视角本文对上述领域亦做以力所能及的探索。第一节从传统家书发展演变的角度，结合传统家庭伦理的文化能指，揭示《樱花书简》传统“书简”的底蕴和内涵；第二节则从社会转型期的动荡变革中把握《樱花书简》的书信演变新质及其背后更为深广的社会文化内容；第三节重点讨论《樱花书简》语言的变化，从文言到现代白话，郭沫若语言使用的转变突然却又似乎“理所当然”，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本文认为郭沫若语言由文言到白话的分水岭是在1918年8月进入福冈帝国医大之后，明确这一点对研究郭沫若早期文学活动和文艺思想大有裨益。第二章通过一些细节考证，对关于青年郭沫若研究中的“一般共识”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试图进入郭沫若早期的精神世界，对其早期思想、文艺观念蕴含的丰富可能性试做探索。第一节通过《樱花书简》的文本分析论证郭沫若早期“叛逆者”的形象更多是郭沫若自己文学化的塑造，所谓“天生叛逆”的叛逆性格的必然性只是后人在其文学虚构基础上的一种附会；第二节通过对郭沫若因与安娜同居生子写给父母的“请罪”家书的分析，揭示与安娜恋爱所带来的心灵震荡是郭沫若早期精神苦闷的根源；第三节在郭沫若关于静坐以及如何静坐等细节考证的基础上，对郭沫若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做初步分析，认为精神悟道（顿悟）的思维方式是郭沫若早期心灵世界的核心内容。第三章主要考察《樱花书简》与郭沫若早期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第一节主要讨论《樱花书简》文本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性及其文风转变背后文学观念的前后变化；第二节通过《樱花书简》提供的思想、情感、语言等方面的线索，论证郭沫若最早的新诗以汉语为语言载体写于1916年的可能性极小，而郭沫若对此相关的“误记”实际指向1916年与安娜恋爱的情感纠葛；第三节将为“元弟”改诗并附“做新诗的原则”一信与《论诗三札》三封论诗书信结合，认为郭沫若论诗最具特色的乃是照相与画画、裸体与衣裳的形象比喻，郭沫若对诗歌的思考和探索实际与他作为文学家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密切相关，不追求宏大体系的建构和概念的发明而侧重形象表达和大胆的猜测是郭沫若始终葆有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