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国家确立“走出去”的战略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增多。在次贷金融危机发生后，面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国内不断攀升的生产成本，我国加大了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力度。而越南作为近几年新兴的投资热门国家，劳动力成本较我国低，人口红利期长，而且还具有与中国政治制度相同，文化相通的特点，是我国企业理想的产业转移承接地。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越双边贸易额增长迅猛，中国对越直接投资也逐渐增多。然而，相对于我国对越贸易而言，对越直接投资的规模相去甚远，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本文基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从FDI东道国的比较、FDI输出母国的比较、以及国家风险等角度分析我国对越直接投资规模较小的原因。　　本文认为其原因在于:首先，作为东道国，越南的某些区位优势在东南亚各国中并不突出，如房屋租金、劳动力成本等。而我国对东南亚国家的FDI总体上是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低廉的投资成本，但由于越南在众多国家中其劳动力和投资成本并非最具竞争力的，这影响了我国对越南的直接投资;其次，从母国角度看，与日本、台湾、韩国等国家或地区比较，我国对越直接投资的平均项目规模偏小，这反映了我国对越FDI的技术层次也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而越南近些年来的引资政策也越来越朝技术水平高、能带动国内就业的大型项目转向。因此也必然更加侧重于吸引来自台湾、日本、韩国等地的外来投资。这是我国对越直接投资偏低的第二个原因;第三，部分越南人对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警惕和防范。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及越南国内对中国的猜疑和警惕也影响到了中国企业对越直接投资，尤其是一些大的项目投资的信心。越南国内的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投资竞争力。这也从另外一方面影响到我国对越直接投资的规模。　　本文最后对我国对越直接投资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伴随着我国国内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消失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我国仍应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就越南而言，我国应抓住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契机，推动中国对越投资。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企业相对其他国家跨国公司仍在技术上仍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我国政府还应加大对企业创新的鼓励和支持，采取多种办法去帮助企业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中国企业在对越投资中还应考虑到双方的需求、将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