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系统视野下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基于福建省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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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起,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作为我国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和重大举措,先后在福建、江西、辽宁和浙江等省逐步推行,并已全面扩展至云南、安徽、河北等全国其他省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保持集体林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林地经营权交给农民,使农民不仅具有经营的主体地位,而且享有对林木的所有权、处置权、收益权,这使得它在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上被寄予了深厚的希望,甚至被认为是“具有像当年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大历史意义,是继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第二次革命’”。  经过数年的实践,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经济绩效方面取得了初步进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相关的问题也同样不可忽视,这包括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利益、消解了农村社区集体、没有尊重地方传统知识、造成天然林和生态多样性的减损等,这由此引发了一些质疑的声音。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准确、深入、全面地了解和评价这一重要制度变迁的意义呢?应该如何从当代森林资源的经营理念和治理范式不断转变的高度上寻求未来的政策走向呢?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认为森林资源作为一种“公共池塘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CPRs),它不仅涉及一种纯生态的、林业方面的治理,还牵涉到人与森林关系、社会合作和结构方面的因素。这是因为,森林资源治理是长期以来人类与自然不断互动的产物,并不单纯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建构。为此,本文引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教授、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等人于近年来提出的“社会-生态”系统的诊断分析框架(the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ecologicalsystem,SES),分别从“生态面”和“社会面”等两个基本面,“资源系统”、“资源单位”、“治理系统”和“使用者系统”等四个子系统入手,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展开全面的分析。既直接延续了当前关于“连接人类与自然系统”(Coupled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CHANS)的学术讨论,也直接传承了奥斯特罗姆本人于20世纪70年代起提出并逐渐完善的“制度分析与发展”(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IAD)思想,同时融入了与社会资本相关联的第二代集体行动理论,从而使“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既整合了生态学、地理学、资源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也体现了制度、社会资本等要素在建构资源使用方式和效果方面的重要性。从“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的角度看,一方面森林资源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承担着土壤保持,净化水源和空气,甚至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独特作用;另一方面,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却又不能完全排斥社会系统的因素而单独考虑,因为人与森林之间已经形成了密切的联系,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合作与排斥)、社会流动、群体结构与数量等,都会对森林的状态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利用社会-生态系统框架对集体林权制度进行分析,本文还选择了福建省三明市作为案例研究点。三明是福建省林业主要产区,也是全国和福建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试验区,三明永安市的洪田村被确认为“中国林改‘小岗村”被誉为“中国林改第一村”。因此,三明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情况在福建省乃至在全国都具有典型意义。本文还在基层层面上选择了福建三明永安市洪田镇洪田村、东坑村,三明市沙县龙慈村、高砂村,西洋镇内炉村作为本案例研究的典型村。  文章的总体结构分为四部分:第一章为导论,阐述文章研究的背景、意义和方法;第二及第三章为本文的理论铺垫和规范分析部分,总结相关文献和理论来源,并提出文章的分析框架;第四章和第五章为实证分析部分,根据“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分别从微观(五个案例村)和宏观(三明市、永安市)等两个层面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评估;第六章为结论和政策建议部分,创造性地提出“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的森林资源治理框架,并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以为我国更好地改善森林资源治理提供参考。  总的来说,文章认为,由于社会-生态系统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单一的政策机制来解决全部问题,更不能依赖集权体制来处理这种复杂性。森林资源治理必须从资源-使用者-治理系统之间紧密关系入手,建立一个完整的治理循环体系。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明晰资源使用边界,赋予基层自主管理权利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它在解决社会-生态系统复杂性上还有一定的缺陷,对于能否促进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仍具有不确定的因素。森林资源治理必须改变以往的自上而下、集权、寻求“万能药”的做法,更多地依赖多样化的制度——自组织、市场机制和志愿机制等——来形成一个具有多元化和恢复力的治理系统。正如自然界需要生物多样性一样,人类社会同样需要保持制度的多样性,使社会-生态系统在经历各种困难、危机和挑战的时候,仍然保持旺盛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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