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民社会”的研究,本质上不同于对其他名物制度的研究。我们所使用的大部分史料,均来自于与该阶层关系极为密切的文人士大夫群体,是在通过士大夫的手、眼、心在观察、认知、评价富民。在此认识之上,对相关史料的文本生成进行关注便显得较为重要。作为一部内容杂芜的志怪小说,《夷坚志》中的富民故事来源广泛,天然的蕴藏了普遍的社会心态,深刻的反映了小民、士人乃至士大夫对“富民”这一重要的社会阶层的评价和期许。富民“豪横”与“长者”的两种形象本质上是宋代社会财富力量兴起之后,舆论对其引导的结果,是“善意”与“恶意”的相互激荡。所谓“恶意”,主要是指来自于作为社会大多数的小民的仇富心理,及其在弱势心理之下“弱者的武器”的使用,以及作为拥有话语权的士大夫个体,站在“富不如贵”、“义利之辨”的角度对富民形象进行的有意抹黑与丑化。这种“恶意”的出现,同时伴随着价值观念的输出。所谓“善意”,主要是指作为地方官员的士大夫,为达到“贫富相资”的施政理想,对富民进行了积极的劝谕,在劝谕过程中,不仅塑造了大量富而又仁的长者形象,还充分利用宋代社会的一般特征,进行有意放大,构建了一整套劝谕富民的话语体系。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大量的关于富民的史料其实更多是士大夫心中“理想富民”的表达。由此,笔者认为,宋代史料中富民“善”与“恶”的两种形象是舆论场中二元对立以致不断放大的两个“虚像”。在富民研究中,我们不仅要关注史料之中的“善”与“恶”,更应该关注史料之外塑造了善恶这两种形象的“善意”与“恶意”,以避免落入“局部真实而整体虚构”的史料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