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城乡一直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不仅因为城市与乡村分割了文学的环境空间;城市与乡村本身涵盖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更因为写作者无法逃离城市抑或乡村文化的影响。尤其在二十世纪后二十年，为社会形态存在的城市与乡村发生了剧变，并带来文学中城市与乡村形象的转变。总的来说，对于文学城乡的研究多注重其形象及其文化内涵。笔者在对文学城乡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文学城乡形象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写作者观照城乡的姿态，即书写姿态。这种姿态本身又包含有写作者文化观照的内容，而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体，写作者的文化观照姿态因身份不同（主要为出身、经历）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因此，笔者从社会形态考察进入论题，选取作家身份角度，从写作姿态入手对二十世纪后二十年小说中的城乡形象进行阐释。重点突出西方文化对本民族文化、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冲击的文化语境，并分析出写作者对于不同文化的选择与思考。　　本文首先阐释现代性语境下文学中城市与乡村对立的社会形态，这些形态为作家提供了观照城乡的现实视域，同时论述作家身份与文学书写的关系，确立本论文选题的理论前提，并从身份角度对作家进行归类，随后生成第二、三、四章。第二章分析“进城”作家对于城市与乡村的三种书写姿态，一是对于乡村传统文化的极力守护;二是从寻求城市现代性，进入城市，又在城市文化对于乡村文化的冲击下回归乡村文化;三是对抗城市现代性，却因乡村以及乡村文化本身逐渐被吞噬的命运，表现出无力与无处逃离的困惑。通过不同年代的作家对于城乡及其文化的不同选择，揭示出在乡村“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下，“进城”作家对于乡村及其文化丧失的无奈与悲痛;第三章分析“返城”作家对于城市与乡村的三种书写姿态，一是“右派”接受乡村的“施恩”到为实现自我价值告别乡村;一是“老三届”人以“启蒙者”姿态于乡村寻找革命理想，并由对“文革”的质疑走向对“寻找”的质疑;一是“70届后”“被迫”下乡，返城后自觉进入城市日常生活，书写市民文化。并揭示出他们对于革命“理想”的不同阐释，带来对城市与乡村的不同观照姿态。第四章阐释了“守城”作家的三种书写城乡姿态，一是对于城市传统文化中民间文化的守护;一是从对城市传统文化的批判走向城市现代性的反思;一是对于乡村形象超越他人经验的塑造。揭示出西方现代文化冲击给他们带来的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焦虑，而对乡村文化的陌生感使乡村书写超越了既定的形象。如果把每一节中所论述的作家写作看作一个动作，本论文试图突出的是每一章中先后动作的内在逻辑性与某种必然性。通过对不同身份作家城乡书写的研究可知，不同身份的作家所认同的文化不同，观照城乡姿态（视角）不同，必将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对于城乡书写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