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日本春秋左传学史论在大量、充分地占有原始文献的基础上，打破以儒学流派对日本经学进行缕述的传统模式，坚持以时代为经，以具体著作为纬，经纬交错，织组成文，对春秋左传学在德川日本二百六十五年间(1603-1868)的发展、流变做了全面细致的论述，并深刻揭示了春秋左传学对德川日本，乃至近代日本文化和政治的重大影响。　　德川日本春秋左传学史论在结构上分为三大部分:导论、通论、分论。其中，导论部分是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的概述;通论部分综览全局，从德川之前春秋左传学文献在日本的流传、德川日本儒学宗派缕述、德川日本春秋左传学著作及著者辑考、德川日本春秋左传学概述等四个方面宏观论述德川日本春秋左传学，提纲挈领，振起全篇;分论部分以时间为经，以德川时期重要的春秋左传学著作为纬，历时性与共时性兼顾，全面深细地阐述春秋左传学在德川日本的发展、演变、影响、意义。　　德川日本春秋左传学史论的导论、通论部分，建构其论文的宏观框架，分论部分精研细索，力求从微观上拓进对这一崭新领域的研究。在导论、通论的叙述背景下，分论部分主要择取以下重要学者及其重要春秋左传学著作进行论述。　　德川初期(1603-1691)，文献基础奠立，考证端绪初开。重要论著有:　　林罗山及其《春秋劈头论》，手洗日月，开辟鸿蒙，首开德川日本春秋左传学考证考据之风，同时林氏也是德川经学的一大奠基人。林恕及其《左传序考》，脉承乃父，在朱子学说的启发下，折衷多家，申述《左传序》之精义，尊朱而不泥朱，严谨客观，为后世立下模则。　　德川中期(1692-1779)，精研细索，穷形尽相，逐步深微化。重要论著有:　　伊藤东涯及其《论易礼春秋传教学之旨》，以春秋经传之言定则树法，深细考察春秋时期礼法特征，为诸多礼法名词提供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概念内涵。　　冈白驹及其《左传觽》，择取要义，进行疏解，推进德川日本春秋左传学走向深微化的进程。　　宇士新、宇士朗及其《春秋左氏传考》，别开一家，自我作祖，在继承吸纳古文辞派治学精华的基础上，对古文辞派大张挞伐。《春秋左氏传考》一书，虽为教学笔记，乃生徒所记，却亦体现出深细探论春秋经传之特征。　　滕时亮及其《春秋左氏传图说》，在日本浮世绘潮流的深刻影响下，滕时亮将绘图之法引入经学研究之中，简明扼要地通过图画来阐述经传深意，为春秋左传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体现出德川日本春秋左传学研究的多样化。　　平贺中南及其《春秋稽古》，阐述经传，具体而微，不弃锱铢，深入毫芒，沦肌浃髓，弥见功力。《春秋稽古》是德川日本春秋左传学研究进入深微化的重要标志。　　中井履轩及其《春秋左传雕题略》、《左传逢原》，履轩推尊王道，坚持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则绝不仕宦，秉性强毅，立身坚卓。其《雕题略》、《逢原》二书在深细阐释春秋左传的过程中透发出尊王倾向。要言之，履轩其人其书均为德川日本春秋左传学从明经走向致用奏响了先声。　　德川晚期（1780-1852），力求创辟新说，走向通经致用。重要论著有:　　龟井南冥及其《春秋左传考义》，解释字句，具体而微，脉承德川中期的春秋左传学研究，继续在深微化的路向上推进。其主要特征是大力批判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同时注重文史结合，体现出作者多方面学术素养。　　增岛固及其《读左笔记》，以反驳、纠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为主要内容，但是突破琐碎饾饤的传统研究方法，在深微考证的基础上，复以宏观视野笼罩全书，脉贯前后，努力摆脱固有经学研究模式的束缚。　　帆足万里及其《春秋左氏传标注》，阐幽发微，疑经疑传，脉承履轩，多有创获。　　东条一堂及其《左传标识》，融汇诸家，尊崇焦循，附议《春秋经传补疏》，其书有集解性质。　　海保渔村及其《左传作者后辨》，别开新境，比勘《左传》《论语》，指出《左传》对《论语》的因袭，从而申发出《左传》成书在《论语》之后的观点，见解独到，充分体现出异邦人士研探中华经典之用心。　　伊藤馨及其《左传章句文字》，深研细索，寻章摘句，但是创新不多，羌无新意，某种意义上讲，伊藤馨的研究正好体现出德川日本春秋左传学发展过程中的多样化。　　幕末至明治时期(1853-1904)，考据与致用并存，义理以实践为归。重要论著有:　　安井息轩及其《左传辑释》，息轩雄文大手，《辑释》集德川日本春秋左传学之大成，批判驳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体现出其延续传统之一面，而裒辑诸家注疏，独断己意，示来者以轨辙，则体现出其求新求异之一面。承前启后，意义重大。尤可说者，是息轩此书力主尊王，对推进幕末志士的尊王倒幕运动起到重要作用。　　藤川三溪及其《春秋大义》，言简意赅，持论精湛，将春秋经传与尊王攘夷密合无间地结合起来，纵横论述，振懦起顽，不啻为尊王倒幕之思想纲领。藤川此书匪特在义理、考据上严谨周密，说服力强，尤可述者，此书词章堪称一流:骨力惊挺警拔，气势混茫磅礴，神思飞扬腾跃，情致酣畅淋漓，充分体现出幕末志士崇奖王室、鄙薄幕府，渴望推行改革，实现国富民强的伟大抱负。　　竹添利镰及其《左传战记注评》，当尊王倒幕之际，提炼《左传》中对战争、战役的情节描写，从而古为今用，化虚为实，据古经而实践，是幕末志士的惯用手段。竹添利镰此书即为其中代表。要言之，此书鲜明体现出幕末德川日本春秋左传学的致用性。　　竹添光鸿及其《左氏会笺》，以实干家之才略，融汇诸家，自出机杼，《左氏会笺》，实集德川日本春秋左传学之大成。竹添光鸿《左氏会笺》是对德川二百六十五年春秋左传学之总结，同时也旁挹中国明清两代春秋左传学研究成果，视野融通，格局开阔，在明治年间完成的《左氏会笺》虽然致用性质已经减弱，但它正好体现出德川日本春秋左传学到明治中晚年再度做为文化载体而存在的历史事实，故附而论之，以殿德川日本春秋左传学之末。　　在综览德川日本春秋左传学的基础上，本文最后提出:德川日本春秋左传学的特质是从明经到致用。德川日本春秋左传学的主要发展过程，呈现为一个研究重心由学术文化向经世致用移动的大趋势。德川日本春秋左传学移动的轨迹，在形体上，是由人文文化向政治文化移动;在层次上，是由高层文化向基层文化移动;文化重心移动的完成标志，是在尊王攘夷旗帜的号召下，经幕末志士竭智尽力所成就的明治维新。明治以后的日本春秋左传学再次做为一种学术文化而存在，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逐渐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