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中国，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历史在西方殖民者外力的迫压下步入近代。在这场大变局中，伴随着西学再次东渐，中西两种异质文明发生了急遽撞击，强弱力量对比的悬殊，使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与困境之中。作为在鸦片战争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薛福成不再以深闭固拒的心态，而是以积极、开放的姿态和胸怀思考国家的未来，探索民族文化的复兴与出路。薛福成的文化观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主张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坚持向西方学习的价值取向，探讨中西文化之异同，并将其运用于中国近代化的改革实践，在中国近代转型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本文采用史论结合、比较分析的方法，以薛福成为个案人物，通过对薛福成的思想渊源和所处时代历史背景的深入分析，深刻地揭示和把握薛福成文化观的内在哲学逻辑。鉴于薛福成是近代中国直接跨出国门、向西方世界寻求救国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文中对他在晚年担任使职期间，在对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考察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中西文化比较思想做了细致的梳理，特别突出了在其文化观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化的具体改革思路，揭示了薛福成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向何处去的初步回答。并依据历史和现实，对薛福成的文化观给予了客观的评价。肯定了薛福成文化观在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近代改良主义过渡中的开风气的启蒙意义，初步体现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方向——中西交融会通与独立自主综合创新。同时又如实地指出其实学思维的深化与体用思维模式的局限这一历史局限性。为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和文化建设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