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裹挟着现代性的“标准化”，肆意蔓延至各地方，而现代性与旅游消费更是如影相随。“乡土”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基，“生与斯，死于斯”的人们固守的传统“异质性”文化正面临变异、流失甚或被消解的命运。近年，民族旅游发展要求“将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元素提炼出来，并加以高度的抽象和概括，将最富表现力的部分展示出来”，[1]兼之游客的强权“凝视”，催生着各地不断出现大量“设计建造”且“真伪难辨”的景观。但何以为“真山真水”？到底应该是谁的“真实”？旅游界的“寻真”运动日渐盛行。　　“乡土应该有它的地标，它可能是可见度和公众特征很高的景观。例如纪念碑、圣地、神圣化场所等。这些可见的符号或标记提高人们的认同感，也鼓舞了对地方的警觉与忠贞。(Tuan，1974)”[2]。民族旅游村寨文化景观是对外“地方性知识”的表征，更应真实地表述栖居在“地方”的“我群”的草根文化生活。伴随新文化地理学者倡导对“景观”自下而上的保护与利用，使得“文化景观”真实性呈现与游客感知，更强调注重原住民认同感等议题正在重新被审视。　　本文选取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坪头村为案例地，作为当代中国民族旅游浪潮中，一个村落依托对传统文化景观进行“羌寨打造”和“风貌改造”建成景区对外开放的缩影。通过文献分析法、观察法、访谈法，SPSSS数据统计与话语分析方法，对游客与原住民（羌民）对文化景观“真实性”感知进行比较研究，藉此强调统辖“主—客”双视角的必要性，更致力于将原住民对“自在”的地方文化的“自知”，纳入主流话语权之中。　　研究发现:　　1.民族旅游开发使坪头村将众多具象型文化景观确立为地方象征，具有高度“符号化”的特点，景观客体真实性与其象征功能性存在割裂，游客和原住民对部分文化景观的真实性感知存有显著性差异。　　2.游客对目的地真实性评价，大多是一种主-客协商整合后的产物，他们对民族文化景观重要性和真实性感知深受个体特征（文化程度）和出游特征（旅游目的）的影响。　　3.原住民作为旅游目的地“文化内部持有者”，他们与旅游业关系、是否愿意参加旅游业的倾向影响直接本土文化景观真实性理解与实践。　　4.另外，民族村寨文化景观本体的重要性和真实性呈现效果与差异也影响两群体对其真实性感知。终究其背后的本质原因是在旅游场域内，游客在对“他乡”的“凝视”中不断寻找并印证所谓“期待”的真实性;而原住民（羌民）则在“被凝视”中妥协地表征和叙述自身对真实性的理解和实践，创造“舞台化真实”景观供以游客消费，他们面临无法抗拒“现代性”洪流的入侵，只能在固守“我群”传统文化与适应现代化发展之中，积极地进行自我调试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