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劳动力的流动是为了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本文就农民工权益的核心——农民工工资的决定机制进行研究，通过对工资决定理论和研究现状的回顾，总结出决定工资水平的影响因素: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本文利用2006年、2008年和2009年在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的三次大规模的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选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企业制度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变量，综合分析了农民工的工资决定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是决定农民工工资水平最重要的因素，在同等条件下，男性、年龄大、外出打工时间长、受教育程度高、接受过职业培训以及熟悉劳动法的农民工工资水平更高。企业制度是影响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另一重要因素，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所在企业的规模越大，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越高;不同工种的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较大差异，工资水平从高到低依次是管理人员、技工、文员、其他工种和普工;此外，不论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如何，是否缺工，企业都在廉价地使用农民工。社会资本与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没有明显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在珠江三角洲，企业间已经形成针对农民工的低价联盟。　　根据新移民经济学的观点，劳动力流动并不只是个人决策，而是家庭决策。对于中国的农民工来说，这一观点的主要体现在往农村家庭的汇款。据统计，农民工每年往家里的汇款，已经成为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本文利用同样的调查数据，使用Tobit模型分析了2005年、2007年和2008年的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工的汇款行为。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家庭人数和家庭外出打工人数对其汇款金额有显著影响，家庭人数越多，外出打工人数越少，农民工往家里寄的钱就越多;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大，需要负担的家庭责任也更多，因而汇款金额也更高;此外，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月收入和月开支也是影响其汇款金额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农民工每月的工资收入越高，生活开支越低，汇款金额越高。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外出打工时间的长短对农民工的汇款金额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受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举家进城或是全家在城市定居的比例很低，外出打工时间的长短并不改变农民工与农村家庭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