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两会论证了当今中国内政的两大崛起:一是民生崛起；二是网络崛起。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及政治改革,都与这些崛起无不有关。这些现象本身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不应给予任何价值判断。不过,从对外政策的角度来讲,这两个崛起,尤其是网络崛起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正在直接,深刻困扰着中国对外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对于对日本的政策来说,尤其如此。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正在呈现出“对日相对化”和“对内普遍化”的态势。“日本因素”对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作用具有“持续性”的同时,也日益“相对化”,即它对其他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印度、韩国、甚至朝鲜和台湾地区等也越来越发挥作用。除了学者、媒体人、企业家等精英阶层之外,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通过因特网获得话语权和言论空间,并成为民族主义的强大后备军。　　 “网络民族主义”是在当前中国面对高速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社会矛盾逐步升级的特殊发展阶段下,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在网络上获得了意见渠道的新公民表达的集团化民族情绪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势力。　　 中国外交当局从国内崛起中的“网络民族主义”遭受的压力不小,有时甚至因此而改变或调整外交策略。近年以来饱受争议的日中间尖阁诸岛(钓鱼岛)纷争、东海油气田问题及毒饺子风波是最佳实验室。来自大众、草根、体制外的网络民族主义与来自知识界、体制内的精英民族主义“勾结”在一起,正在“绑架”中国对日外交的决策过程。　　 网络民族主义对主张“和谐世界”的中国外交来说无疑是个挑战。尤其在从2008年到2010年这一“国家大事”密集期,政府只好采取进一步加强管制媒体报道和监管舆论环境的对策,以便维持“稳定压到一切”和“经济发展优先”的国家目标。中国决策层越来越认识到,网络民族主义日益变得不确定而有风险,已经不是当年那样为巩固党的正当性而务实利用的意识形态,而是甚至有可能威胁党正当性的“敌人”。　　 对于网络民族主义的无限制蔓延,首先,政府部门必须进一步加强与民众的“战略对话”,积极而耐心地向广泛的网民公开信息,说明政策的来龙去脉。其次,知识分子应该起到核心作用,有责任向为愤怒中的网民提供合理的“知识导向型素材”。最后,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战略沟通”更有必要,在应对网络民族主义的课题上,两者应该建立合作关系,而不该陷入敌对关系。